《乐经》存佚说新探
在中国的传统经典中，有“六经”之说，即《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但到了汉代，“六经”演变为“五经”，独独丢失了《乐经》，以致汉武帝在立经学博士时，只立了五经博士。可以说，《乐经》的存佚，是经学史、艺术史上最为复杂的问题。《乐经》之有无
文本的缺失，使《乐经》的有无问题越发显得扑朔迷离。
有人认为《乐经》确实存在过，只不过后来丢失了。对此有不同的说法：一、亡于秦火说，如沈约《宋书•乐志一》说：“及秦焚典籍，《乐经》用亡。”二、亡于“郑卫之音”冲击说，如朱彝尊《经义考》引朱载堉的观点说：“古乐绝传率归罪于秦火，殆不然也。古乐使人收敛，俗乐使人放肆，放肆人自好之，收敛人自恶之，是以听古乐惟恐卧，听俗乐不知倦，俗乐兴则古乐亡，与秦火不相干也。”三、《乐经》为曲谱说，因其难以记录而亡佚，如吴澄《礼记纂言》卷三十六言：“《礼经》之仅存者犹有今《仪礼》十七篇，《乐经》则亡矣。其经疑多是声音、乐舞之节，少有辞句可读诵记识，故秦火之后无传，诸儒不过能言乐之义而已。”
也有人认为根本没有《乐经》这本书。但六经为什么还有《乐经》一说？对此，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以《诗经》为《乐经》，如明刘濂《乐经元义序》说：“六经缺《乐经》，古今有是论矣。予谓《乐经》不缺，"三百篇"者，《乐经》也。”二、《乐经》在《诗》和《礼》中，如清邵懿辰《礼经通论》云：“乐本无经也。……乐之原在《诗》三百篇之中，乐之用在《礼》十七篇之中。”
但通过古文献的考察，先秦确实有六经并称的传统。《左传》、《国语》、《庄子》、《荀子》、《礼记》等书中都有关于《乐经》的记载。先秦时还没有《乐经》的说法，《乐经》的称呼是由汉人提出的。即便《庄子•天运》伪托孔子之言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已经视《乐》为六经之一，但也没有直接称呼其为《乐经》。这些材料都说明先秦时确实有《乐经》的存在。另外，一些出土文献也为《乐经》的存在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如郭店楚简《六德篇》中就有对六经的记载：“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狱犴亡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这是一个并行的序列，没有重叠的可能。因此，现今文家所说的《乐》是《诗经》或《乐》在《诗》与《礼》中都是不可能的。
周公与《乐经》
《乐经》的作者是谁？又是怎样定型的？这些问题，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六经是由孔子编订的，但孔子并非其首创者。皮锡瑞《经学历史》言“孔子之前，未有经名，而已有经说”，认为孔子是在西周王官之学的基础上删定的六经。
另一说法，认为《乐经》是由周公制作的。宋人林岊在《毛诗讲义》中说：“周公当成王之时制为乐章，谓之《乐经》，以授太师，施之郊庙、朝廷与夫王之起居燕寝，而又有达于邦国、乡人可通用者。”但此说的背后有以《诗经》为《乐经》的用意在内，只不过所指的是《诗经》的“乐章”而已。
不过，这一说法忽略了周公“制礼作乐”的文化背景。《逸周书•明堂解》载：“周公摄政君天下……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作”之意义，据《左氏会笺》说：“一则创造，一则修复。”周公的“作乐”也有两层含义：其一，修复前代古乐纳入周乐系统，《周礼》载有六代古乐，由大司乐掌之。《春官宗伯•大司乐》：“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其中除《大武》为周乐外，其余均为上古古乐：《云门》、《大卷》传为黄帝乐，《大咸》传为尧乐，《大韶》传为舜乐，《大夏》传为禹乐，《大濩》传为汤乐。其二，因袭前代古乐创制周之新乐，《竹书纪年》卷七载：武王十二年，“作《大武》乐”；成王八年，“作《象》舞”。《吕氏春秋•古乐》：“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乃命周公为作《大武》。”又言：“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
除修复古乐、创作周乐外，周公对乐制的另一贡献，是统一雅乐演奏的规格，“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周公所制定的奏乐规范，偏重于实践的层面，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后代从义理角度阐释《乐经》的思想来源，以致在春秋时期，各家对“乐义”的阐释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这也说明了，春秋时的乐论遵循着共同的学术规范，而这个规范就是由周公确立的。
孔子与《乐经》
孔子确实具备编订《乐经》的便利条件。具体表现在：
第一，孔子曾到过周都雒邑，其目的或为学习周礼和访求古文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之事。《孔子家语•观周》也云：“敬叔与（孔子）俱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乐记•宾牟贾篇》也说：“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第二，对于春秋之时乐师的失官情况，《论语•微子篇》中有详细记载：“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这些乐师流散各地，大概也将周朝教育贵族子弟的材料和经验带了出来。《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向郯子学习上古官制的情况，可见其对文献搜集的热忱。那么，对于这些流散各地的乐官传下的知识，孔子自没有不访求之理，并为编纂《乐经》提供了文献基础。
第三，孔子为鲁国人，鲁国完整地保存了西周的礼乐制度，这为孔子全面地了解西周雅乐制度提供了便利条件。《乐记》记载了孔子对宾牟贾讲《大武》的演奏情况，说是从周太师苌弘那里听来。他还曾给鲁国太师讲过乐理，《论语•八佾》：“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孔子还做过正乐的工作：“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孔子正乐有一定标准，他批评违反规范的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三家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体现了他对雅乐体制的自觉维护。而他将这些规范加以总结，“以备王道，成六艺”，完成对《乐经》文本的整理，也是很有可能的。
《乐经》亡佚原因新探
对于《乐经》亡佚的原因，前人有亡于秦火和“郑卫之音”的冲击两说。《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周代的乐教至少包含“乐德”、“乐语”、“乐舞”三个方面，即“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乐德”是对雅乐的义理性阐释，“乐语”是对西周雅乐的表述方式，“乐舞”则是祭祀天地先祖的经典乐舞，而《乐经》的论述范围也不太可能超出这三个方面。
若按朱载堉的意见，《乐经》失传为“俗乐兴”、“古乐亡”的缘故，那么，当时失传最多的应为“乐语”和“乐舞”，因为音乐曲调和演唱舞蹈的技巧很难形诸文字，更易丢失，而“乐德”，即音乐知识和音乐思想，却容易被保存下来。这些音乐知识和音乐思想后来被儒家学派传承下来，很大程度地被保存在了《乐记》之中。
若按沈约的意见，《乐经》亡于秦火，《乐记》中的音乐思想则是免于秦火而流传下来的“七十子”的论乐内容。而“乐语”和“乐舞”部分也不可能完全丢失，当有乐官能凭借记诵使其得以保存，如汉初乐家之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鎗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汉书•礼乐志》）。制氏对如何演奏雅乐还能凭家族相传勉强熟习，但对雅乐的“乐德”部分则不能明了。制氏所代表的不一定是孔子整理的《乐经》，但代表的却是朝廷雅乐。这从侧面也能为《乐经》的失传情况提供佐证。“乐舞”部分，至汉初仍有部分六代雅乐流传下来，如汉初之《文始舞》、《五行舞》，就是上古六代乐舞的遗留。《汉书•艺文志》云：“《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五行》也。”这与《诗经》的流传情况有类似之处，《汉书•艺文志》说：“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说明《诗经》之所以免于秦火，是依靠记诵保存了下来。
所以当时导致《乐经》消失的原因当是多方面的。“俗乐”大兴使音调迟缓、节奏僵化的“乐语”、“乐舞”大量丢失；秦火之厄又使大量“乐德”内容丢失，仅流传下“七十子之徒”的部分论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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