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重释的当代意义（一）
对“经典”的解释是对经典文本“意义”的深层理解和延伸解释。意义表现了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诸多复杂关系。文本是解释者世界的一部分,传统通过文本向人敞开,人也通过理解而向文本敞开自身的历史性。理解经典是经典文本意义生成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创新的理解过程。经典文本的解释存在两个极点:文本一极、解释者一极。把文本作为解释中心可称之为“文本解释”的客观主义,而“主体解释”标举个体主观的阐释活动不太注重文本原意,讲求理解的创见,表现为解释的主观主义。笔者对待经典的态度是:尽可能地与原文本意或原解释结论相符或趋近,同时阐发文本文化语境及其当代意义,从而使经典文本产生某种程度上的意义增殖。一般而言,经典文本体现在它作为一种召唤结构令后人不断地加以理解和解释,而永远不能穷尽其深层意蕴。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分析方法是“文本细读法”,我力求通过逐字逐句对经典的解读,尽可能接近经典的原意,然后经过内容阐释而发掘出其中所隐含的重要的当代意义。本文的分析将尽量同那些“戏说大话”或者“随口引申”的解说划清界限。
一、作为经典的《大学》与其当代价值《礼记·大学》的“大学”,在先秦时代读作“太(tài)学”,宋以后一般读作“大(dà)学”。《大学》并不是一本书,它是《礼记》中的第42篇。《礼记》是先秦的一本古籍,由西汉经学家戴圣根据自己的见识,在加入一些文献之后收集整理而成的一部总集,其中像《大学》、《中庸》等都并不是汉代的文献,而是先秦的文献。《礼记》意思就是对人们所应当遵守的礼节、仪式的记载。
(一)由“记”上升到“经”《礼记》最初的地位并不太高。
一般而言,儒家经典分成三部分。一是“经”,也就是经典、座右铭、指导思想、纲要等。二是“传”,是对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阐释。三是“记”,仅仅是一种记载。在“经”、“传”、“记”中,“经”最为重要,“记”属于最末。《礼记》就属于“记”,最初的地位不是很高。但到了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把《仪礼》、《周礼》和《礼记》“三礼”合并为“三礼经”后,《礼记》就从“记”的地位上升到了“经”的地位,变成了儒家的重要经典。其中《大学》、《中庸》在宋代又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大学》、《中庸》由《礼记》中的两篇,加上《论语》、《孟子》合成《四书》,到宋代成为与《五经》并列的重要经典,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从历史上看,汉代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到南北朝隋唐时期,信佛的人越来越多,而佛教的消极方面也越来越明显。为反对佛教,唐代韩愈就提出了以《大学》为纲领的理论体系,用《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来抨击佛教中只讲个人修身养性的佛理。韩愈的学生李翱也推出了《中庸》学说来和佛教对抗。他们开始把《大学》、《中庸》提高到与“六经”同等重要的地位。到了宋代,由于当时理学思想的需要,《大学》、《中庸》的“格物致知”、“修齐治平”和“中和”的处世思想进一步受到重视,而这些又是同宋代大儒朱熹的努力密切相连。
朱熹在《大学》的开篇之前有一段提示,而且是引用他人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大学章句》)
“子程子曰”,前面那个“子”是老师的意思,后面那个程子的“子”是古代对男子的一种尊称。意思是说,我的老师程颐说了这样一句话:《大学》是孔子留下来的书籍(但今天学界认为是孔子门生留下来的书籍),是“初学入德之门也”,就是最初开始学习、读书,进行道德修养的入门读物。接着朱熹又说,“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今天可以看到古人做学问有一个先后开端和总结的过程,而这个开端很重要,“独赖此篇之存。”《大学》正是进入学问的第一篇,叫“开端入门之学”。
其次读《论语》和《孟子》,最后读《中庸》。这样,学习的人要沿着《大学》所说的次序去学习,眼界必然高,心境必然明。由于读书是循序渐进,最后达到道德修养的境界,这个时候就可以说很不错了。由此可知,这个开端是对学生的一个“提示”,表明了《大学》这本书的重要性,《大学》就是进入广阔思想精神域的第一站。
朱熹继承并大大发扬了程颐的思想,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在一起成为《四书》,还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作《四书章句集注》。由于朱熹的贡献,《大学》这篇短短的两千字左右的论文就升华成为了一本重要的书。尽管它很短,但绝不能小看。因为朱熹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朱子语类》卷十四)这就为人们指出了读《四书》的先后顺序,“宜先看”三字说明《大学》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思想,是入门的重要的途径。
经过朱熹的努力,《四书》的经典地位逐渐确立起来,并从此开始风行于世。元仁宗皇庆二年,即公元1313年,《四书》被官方定为科举考试的教材。明朝永乐年间,官修《四书大全》并颁行天下,作为士子的标准读本。科举考试又以它为出题的依据,并以朱熹的《集注》为标准答案。清代的康熙、乾隆皇帝都曾经多次抬高《四书》的地位。从此以后,《四书》成为中国民间最普遍的读本,深深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七百多年的读书人。
(二)《大学》的作者
《大学》的作者,传统的说法是曾参。一般认为,《中庸》为子思所作,而在文笔上,《大学》还没有《中庸》那么成熟,因此《大学》应早于《中庸》,所以,《大学》可能是曾参所作,或由其弟子加以补充。
曾参,字子舆,春秋末期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05年。他和父亲曾点都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他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世称“曾子”,后世尊称为“宗圣”。曾子以孝著称,在《二十四孝》中“啮指心痛”讲的就是曾子的故事。曾子对母亲非常孝顺,少年时家境贫寒经常上山打柴。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怎样招待客人,着急中就咬自己的手指,曾子忽然感应而觉得心痛,感到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回家问清情况,对客人以礼相待。曾参的孝与修身齐家的《大学》思想完全吻合、相得益彰,史料也证明《大学》的作者应是曾参。
朱熹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大学章句·序》)这表明作为《四书》之一的《大学》与古代作为高等学府的大学,也就是太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代有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与大学相对的是“小学”。在中国古代一般是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所谓大学,就是长大成人之学。今天的小学大学之间又增加了“中学”,所以现代人入大学一般是18岁。
“小学”的学习内容比较简单。朱熹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章句·序》)学习扫地和如何跟大人进行对话,学会懂人伦礼貌懂进退秩序。除此之外还要读一些修身养性的儿童读物,学会“射”(射箭),学会“御”(驾车),学习算术、书写等。
“大学”同“小学”在学习内容方面有重大的递进和提升。朱熹认为:“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大学章句·序》)大学要做的就是“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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