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民未有———孔子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影响
［作者简介］ 王恩来（1956－），男，辽宁大石桥人，1982年1月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政教系，2000年9月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现任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沈阳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孔子学会名誉会长，代表作为《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中华书局出版）。孔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哲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是举世公认的历史文化巨擘。对这样的结论，虽有人怀疑乃至否定，如西方的黑格尔、中国的秦始皇和文革中的毛泽东，但来自他们的嘲讽、扼杀和批判，均未能达至预期目的。近些年来持续兴盛的孔子热、儒学热和传统文化热，是由学者、媒体、出版商和受众互动形成的，虽有不同评论，也难免鱼龙混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社会需要和良知。从西方社会看，黑格尔的前辈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对孔子和中国文化的赞誉估且不论，仅上世纪以来，一些著名学者如杜伦、伯恩斯等，在纵览世界文明和东方文明时，也都对孔子给予了极高的历史评价。美国学者迈克·H·哈特在他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人》中认为，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独创了一套信仰体系”；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研究东西方伟大哲人的观念与作为后，特别选择了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四位典型，编成了《历史的巨人：四大圣哲》一书。就像我们当初不能因为阅读黑格尔贬讽孔子的言论而自惭形秽一样，对这些赞誉和颂扬，我们也无需热血沸腾。任何一位伟大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影响，都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对孔子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影响，有人认为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及后人不断神化的结果。类似的历史文化现象当然是存在的，而且至今仍然存在。不过，一位历史人物的思想主张能够引人注目两千五百多年，而且是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仅凭一人一时一地的推助，是无法实现的。十年前我曾这样写道：“孔子的被尊重和被景仰，根本原因在于其思想的深度、人格的魅力和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见《人性的寻找》附录《走近孔子》）这是事实。孔子虽生前没能实现其政治理想，但也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么落泊，那么无助和无人理解。孔子的没后哀荣，在其生前即已铸成。
据《左传》《史记》记载，在孔子年纪尚轻时，鲁大夫孟僖子就已看出，孔子将成为“达人”，并留下遗嘱，让其两个儿子南宫敬叔和孟懿子在其死后师从孔子，以巩固他们的社会地位。孟僖子去世后，其二子均遵嘱成为孔子的学生。《孔子世家》记孟僖子死时孔子十七岁， 《左传》记孟僖子死于孔子二十四岁时。即便是后者，也足见孔子成名之早。
孔子三十岁时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齐景公与齐相晏婴到鲁国访问时，向孔子请教秦穆公时为何“国小处辟”而能称霸的问题，孔子以“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回答，深得齐景公的赏识；二是带领南宫敬叔“适周问礼”，并得到西周守藏史老子的接见和教诲。孔子当时任何官职虽然不详，但能与到访的国君对话，能带领贵族子弟造访王室，显然已非等闲之辈。孔子自述“三十而立”，并非虚言。
三十岁后，孔子的主要活动集中在三个领域，即办学授徒、政治追求和文明传承。这三项工作虽成就不同，但均使孔子声名卓著，在当世即已产生广泛影响。
从历史记录看，孔子在三十岁前就开始办学授徒，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且来自不同的阶层和地域。孔子创办的是私学，“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留”，对学生的吸引力完全来自其名师风范。孔门首席弟子颜渊曾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 （《子罕》） 颜渊被其同学认定具有“闻一以知十”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他对孔子的叹服便很有说服力。孔子的另一高徒子贡，不仅才智过人，而且创下了富可敌国的经商业绩，并一生追随孔子，在有人毁谤孔子时，给予了严厉的批驳。即使是屡遭孔子批评的宰予，也这样评价孔子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上》） 有若则说得更为彻底：“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泰） 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拨乎其萃，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同上） 在曲阜孔庙大成殿的门外正中，悬有一块清雍正皇帝题写的“生民未有”的匾额，即取之于此。孔门弟子对孔子的崇拜，更体现在孔子没后。孔子去世后，其弟子不仅像对父亲那样给孔子守孝三年（子贡守孝6年），而且将老师的言行加以记录并传承下来，是为《论语》。这不仅是对老师的最好怀念，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论语》中有三段记录，表明了孔门弟子之外的时人对孔子的评价：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子罕》）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同上）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者，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丧乎？天下之无道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八佾》）
让我们逐一解读一下这些评论。
有一位太宰因孔子多才多艺而疑其为天生异质的圣人，子贡也欣然认同，孔子则自认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结果。孔子还说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而已矣。” （《述而》） 尽管孔子一再拒绝，但在其生前社会上已有人将其视为圣人，是事实。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在孔子拒绝称圣后，子贡仍坚持认为：“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乎。”
达巷的一个人因孔子博学而赞叹其伟大，这与太宰因孔子多能而称圣一样，体现了时人对孔子的仰慕。孔子主张“君子不器”（《为政》），即君子不应像器皿一样，只有一种用途。这一主张落实在当代，即通才或通识教育。这两则评论表明，孔子对自己的主张率先进行了努力和实践。达巷党人在赞叹孔子的同时，也为他没有足以树立名声的专长而感到遗憾，这就又回到一般见识。以一技之长立身行世，当然是可取的，甚至是可贵的。但比较起来，还是通才难得。面对由衷的赞叹和不无偏狭的认识，孔子以不说破的谦和方法，只以“执御”这一对他说来比较娴熟的技艺来回应，表明了他对自己努力方向的坚持。
仪地的一位官员在见过孔子后，对孔子的学生们说：“你们这些人还担心什么呢？天下无道已经太长久了，上天将以他老人家做实现政治清明的导师哩。”这种政治文化上的期许，完全来自对孔子政治主张和才能的了解。历史最终证明了这位地方官的识见，只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一天而已。
孔子的政治理想虽在当世未能实现，但其治国理念和治国才能，也曾得到展现并被承认，这在《史记·孔子世家》等典籍中有许多记载。尤其是在鲁哀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并取得“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的骄人政绩后，“齐人闻而惧”，认为“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于是施“美人计”，使季桓子耽于女乐，三日不听政，迫使孔子失望而去。数年后，季桓子触景生情，颇为懊悔，曾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并嘱其继位者康子相鲁时“必召仲尼”。季康子执政后，虽没有立即召回孔子，但起用了孔子的学生冉求为其家臣。在孔子回国后，鲁哀公和季康子即将孔子奉为“国老”，遇事经常请教，并在生活上关心孔子。在孔子辞世时，鲁哀公亲自发表了这样一
段悼辞：
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左传·哀公十六年》）
鲁哀公尊称孔子为“尼父”，因孔子的去世而怨天，而感到孤独无依，乃至忧愁成疾，认为失去了律己的榜样，可谓情真意切。
这些事实表明，孔子的社会声望和历史地位，在其生前即已初步确立了，并通过其亲手培育的弟子得到彰显。这是孔子的最为成功之处。战国时代，孔子思想不仅广泛流行，而且通过孟子、荀子等人的继承发展，使儒家学派蔚成大观，引领了百家争鸣，推助了学术繁荣。秦始皇焚书坑儒，无论具体原因如何，最本质的原因，还是感受到儒家学说对其专治统治的威胁。秦始皇在彻底摒弃儒家学说的同时，也就注定了秦帝国的二世而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然也是不可取的。但重视孔子和儒家学说的价值，则顺应了历史潮流。
受历史的局限，任何伟大人物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勇于指谬和超越，也是孔子所嘉许的。但切不可妄语滥言。其实，孔子思想也并非孔子一人的思想，而是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对“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的采撷和酿制。因此，对包括孔子在内的所有往圣先哲，无论你认同与否，均应保有几分温情和敬意。这并非“替古人担忧”，而是对因无知而无畏者灵魂救赎的期许。想当年鲁大夫叔孙武叔毁谤孔子，了贡就断然批评说：“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子张》）历史已经证明了子贡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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