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人物韩愈
导语：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西)人，先世曾居昌黎(今辽宁义县)，故亦称韩昌黎。唐代著名文学家，儒家学者，思想家、教育家。……[attach]2022[/attach]
韩愈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官僚家庭，三岁时即父母双亡。就养于其兄韩会家，由嫂郑氏抚养，后其兄亦亡故，全依寡嫂抚养成人。孤独的童年生活和富有文学气氛的家庭环境，培养了韩愈刻苦奋斗和富于开拓的精神。他自幼勤奋好学，自谓：“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韩昌黎集》卷十五《上兵部李侍郎书》)在崇尚古文和尊奉儒学两方面，“欲自振于一代”(引日唐书·韩愈传》)，唐德宗贞元八年(792)，考中进士，后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请宽民徭，被贬为阳山(今广东西北)令。遇赦还京后任国子博士、刑部侍郎，又因谏阻唐宪宗迎“佛骨”而被贬为潮州刺史。遇赦调任袁州刺史。此后又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卒谥文，世称韩文公。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儒学在佛、道二教的挑战下日趋衰微。韩愈一生，即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因此他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最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论”。孟子曾根据他那“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原则，在其书的最后一章中提出了一个从尧、舜至孔子的传授渊源系统，并以“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气概自续这个渊源系统。翰愈接过了这一话题，进而提出儒家的“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昌黎集》卷十一《原道》)在韩愈看来，“道统”自孟子以后就失传了，其原因在于荀子和扬雄这些大儒“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再加上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破坏和汉儒对“大义”的不明。于是，他便以继承“道统”自任：“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J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初传，虽灭死，万万无恨！”(《韩昌黎集》卷十八《与孟尚书书》)韩愈的“道统论”，以及其对“道统”失传原因的分析，包括他对整个汉儒的基本估计，为后来的宋儒全盘接受。而其自续“道统”的当仁不让之精神，则更为宋代理学家叠相摹仿。
二、揭开了唐宋间“孟子升格运动”的序幕。孟子在中唐以前的地位一直不高，孟子其人，只被视为一般的儒家学者；孟子其书，也只能归入“子部”一类；此外，在两宋以前的官私文献中，一般都是“周孔”或“孔颜”并提，鲜见有“孔孟”合称的。大约从中唐以后起，情况开始发生了微妙变化。逐渐地，孟子的名字侧于了孔子之后，成为仅次于孔子的“贤人”；孟子其人被统治者封上了爵号，并从祀孔庙；孟子其书也被增入儒经之列，并悬为科举功令，不久又超越了“五经”而跻身于“四书”，变为中国士人必读的官方教科书，到明清时期，“孔孟之道”则成了儒家思想的代名词。这个变化过程就是“孟子升格运动”。韩愈可以说是最先把孟子的名字升到孔子之后，与那些“古圣先王”相提并论的人，是韩愈首次提出了儒家的“道统”。在《读苟子》一文中他又说：“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孟氏醇乎醇者也。”(《韩昌黎集》卷十一)韩愈推尊孟子地位的理由，据他自己说主要是两点：其一，唯有孟子得到了孔子的“真传”(参见(《韩昌黎集》卷二十《送王秀才序》)；其二，孟子具有辟“异端邪说”的“卫道”之功(《韩昌黎集》卷十八《与孟尚书书》)。
三、排斥佛、道二教。韩愈是唐代以排佛、道著称的儒家学者，他不惜得罪皇帝而公然“谏迎佛骨”，又撰写了名篇《原道》以辟佛、道二教。韩愈的排佛、道思想，继承了不少前人已有的说法，诸如夷夏之辨、浮图害政、桑门蠹俗之类。但是，韩愈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内容，如构建起儒家的“道统”以与佛教的“法统”相抗衡；阐明儒家以“仁义”为目标的“道德”与佛、道二教所言的“道德”在本质上之差异；拈出叫、戴礼记》中向不为人所重视的《大学》一篇，把儒家“正心诚意”的“内圣之学”与“修齐治平”的“外王之道”相结合的“治心”，作为批判佛教舍离“此世”讲“治心”的思想武器。这些新的思想内容，均为后来的理学家所吸收并发挥。
四、否定汉唐时期儒生的治学风格，认为佛、道二教之所以能够在魏晋以后盛行不衰，并与儒学分庭抗礼，其内在原因就在于汉唐时期儒生丢弃了孔孟儒学的精髓，“汉氏以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浸以微灭。于是时，而唱佛老于其间，鼓天下之众而从之，呜呼，其亦不仁甚矣！”(《韩昌黎集》卷十八《与孟尚书书》)因此，要复兴儒学，就应该抛弃汉唐儒生的那套学风，“《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韩昌黎集》卷五《寄卢仝》)。这一思想对北宋儒者反对传统的章句训诂之学有相当影响。
五、倡导古文运动以排斥科举时文。韩愈是中国文学史上“唐宋八大家”之第一人，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文学大师。他是唐宋间古文运动的发起者之一。所谓“古文运动”，从形式上讲，就是要求化骈体文为散文，但在实质上，这一运动还包含着要求振兴儒学的深刻含义。因为，自魏晋以来，骈体文盛行，形式主义猖獗，作文成为贵族的文字游戏，无法表达深刻的思想，更无法成为关心社会和文化的工具。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后，首重擅长为文的“进士”，青年士子纷纷学文而放弃学习儒家经典。韩愈提倡恢复古文而抛弃骈体文这个“时文”，而其目的则在恢复儒家之“道”，“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韩昌黎集》卷十六《答李秀才书》)。这一思想到北宋发展为“文以载道”，即学古文是为了传播孔孟的“道”。
六、提倡“师道”。尊师重教，这是儒家的传统，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大教育家。两汉经学昌明，博士讲学之风极盛，师道不堕。降及魏晋乱世，此风始坏，这与当时的政治分裂、战争频仍、士家大族等有相当关系(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隋唐时期“师道”仍然不兴，韩愈作《师说》、《进学解》，抨击当时不重师道的现状，提出“师”的标准应该具有“传道、授业、解惑”三方面的职能；也不应以地位、资历、贵贱、长幼来确定“师”；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韩愈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还提出了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名言佳句，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等。宋代开始，中国的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与韩愈提倡儒家“师道”也有一定关系。
总之，韩愈是汉唐儒学向宋明儒学转折时期的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其著作今存《韩昌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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