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的儒学文化底蕴
何谓民间信仰，有多种界说。本文是在这个意义使用这一概念的，即：除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为宗教信仰外，其他一切天神、地抵、人鬼，拥有众多信仰者，皆属于民间信仅(但不包含各种术数，如风水、卜卦、算命、面相等)。一、儒学文化与民间信仰的“大指”相仪
“大指”为儒家用语，与通常所称的“宗旨”同义。民间信仰，十分讲求功利。基本上就是现实生活中祈福避祸，灵就信，不灵就不信。有的人更说得直白：“管饭否，管就信，不管就不信。”所以中国民间信仰诸神极多，以人们感觉利害为转移。中国无条件信神的极少。这种现象就蕴涵着儒学文化的底蕴，儒学就是追求现实世界的诸多利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带着强烈的功利意识。有人可能会问，儒学不是有著名的“义利之辨”吗，其实“义”就我们看来，在儒家心目中，也是“利”——政治利益。这里可以用《孟子见梁惠王》中孟子与梁惠王的一段对话为证。王日：您到这里有什么有利于我国的吗，孟子说，王呀，何以讲利呢，有仁义就好了。大家都讲仁义，国家就不危险了。这不是最大的政治利益吗，否则“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所以这里所说的“利”是指经济利益。而所说的“义”就是政治利益。“义利之辨”是讨论什么更有利于国君。不讲天国，不讲地狱，不讲前生来世，只重视现实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所以儒家又说：“仁义未尝不利”。这就与民间信仰的宗旨相近似了。民间信仰虽然讲神鬼、讲天国地府、讲转世等，但都以现世的福社为中心。祈求神灵帮助人们齐家治国平天下。
二、儒家文化与民间信仰渊源
儒家推崇忠义，民间造神、树神、传播神。人演变为神，也多以忠义为标准。民间神庙数量最多的，以北京的关公庙宇为例：庙内专祀关帝和以祭祀关帝为中心的庙宇有100多座，几乎占北京所有庙宇的1/10，超过在民间很普遍的观音庙将近一倍。可见关公庙因其威灵显赫而深入民心，许多教派都将其奉之为神。历代皇帝看上他的尽忠帝室，义薄云天，也不断追封他为高官，甚至用“帝”号去追封他，这些都是利用儒道民心。人们崇拜关公、叹服关公、信仰关公，也因为关公忠义第一，是武圣人，把他和儒家祖师爷孔子相比，一为文圣人，一为武圣人。历代以来，关公的封号越来越显赫。福州乌山上武圣庙有楹联：“汉封侯明封王清封大帝，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死后殊荣如此，除关公外，没有第二人。
儒家品评人物有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关公就是这样的大丈夫。有说“富贵不能淫”的代表人物是柳下惠(孔孟所推崇的人物)，“贫贱不能移”代表人物是颜回(孔门第一弟子)，“威武不能屈”的代表人物就是关羽，有的学者直把关羽作为儒家代表，地位相当于孔子，说他们是“山东一人，山西一人”。
有许多民间神抵，最早就是来自儒家经典。《论语》中就说到灶神。“与其媚与奥，宁媚与灶”。讲到五福神就引《尚书·洪范》：“一日寿，二日富，三日康宁，四日修好德，五日考终命”。寿星神出自.《尔雅·释天》和《通典礼四》。西王母娘娘神早出自《尔雅·释名》，而后逐步演化为神。
有的神是儒生造的或是直接反映了儒生的强烈愿景。喜神就是和合神，北宋时有《四喜诗》：“久旱逢甘路，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强烈反映了儒生们的愿望。
儒生也是民间信仰的基本队伍和骨干。王伦在山东发动清水教起义，咒语中便有“真空家乡，儒家弟子”、“圣母降生，刀枪不入”。圣母神也有儒家渊源。
还有儒生进而演变为神灵的，或儒生而成为清官、良吏后又转变为神袄的，不胜枚举。例如十分著名的捉鬼神抵——钟馗，便是一个儒生金榜题名，后又转变而被树为民间神。有幅钟馗图题云：“终南进士，酩酊大醉，余威犹足慑百鬼也”，于是，一个陕西终南山的进士便演化为活灵活现的捉鬼神。
近年闽台妈祖(天妃)信仰极盛，除妈祖与临水夫人、保生大帝、广泽尊王等生前造福民间，死后被民间奉为神明而流传外，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政治潮流的推动，祖国统一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各种力量借助民间信仰的形式表达出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
这里还要谈到楹联这种艺术形式对促进儒学和民间信仰相结合，作用更突出和深入。可以说“无庙不联”(除空间太狭小外)，而儒家思想也随着这种短小精悍的艺术形式而深入庙宇宫观。有的学者认为楹联这种艺术形式是儒家独创和长期发展成熟的。是滥筋于骈文，勃兴于对子，玩味于儒林，流行于坊间，为大众所欢迎，也为民间信仰所喜闻乐见，广泛使用。试举数例，以为管中窥豹：
以忠怒，以感应，以慈恶，根源三教;
为圣贤，为神仙，为菩萨，庙貌千秋。
一门忠孝人皆仰，
两字功名此最难。
三、儒学文化高度渗透于民向信仰
儒学成为民间信仰的深厚底蕴还有着历史必然性，由孔子创立儒学，形成春秋时一个文化高峰，而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力量推动儒学文化发展又是一个高峰，之后历代的皇帝又多青睐儒学。规定儒家经典为科举必考科目，有力地推动儒学又登上另一个文化高峰。到了宋代朱熹以他的理学成就在学术上推动儒学登上文化历史上的第四个高峰。儒学在汉朝获得思想的统治地位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儒学将精深的思想与渊博的学识结合起来，而宋朝的朱熹就是这两方面结合的杰出代表人物。宋朝以后，儒学思想就深入民间了。这样一来使得一切读书人、识字者和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儒学熏陶、普及，其中优秀者成为儒学大师。而这一庞大的队伍中除一小部分因金榜题名成为官僚外，另一小部分经不同途径信仰释、道、基督、天主及其他宗教外，绝大部分儒生散落民间，并与民间信仰结合。“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儒生”、“三百六+行，行行有神明”。其突出代表要算明朝内阁首辅福建人氏叶向高，其情湛的儒学修养而又是民间信仰的积极参与者，他在福清石竹山祈梦时“富贵无心想，功名两不成”的楹联，以及“宰相肚里好撑船”等的故事，以充满儒家思想和艺术形式，数百年来流传民间。这些故事不等于信史，但其促进儒学成为民间信仰的文化底蕴功不可没。至“五四”运动，“西学东渐”，“打倒孔家店”起，儒学才逐渐衰败。可以说由周以来至“五四”运动四五千年间，儒学都是民间信仰的基础或底蕴。
四、民间信仰对儒学文化的高度吸附性
儒学成为民间信仰的基础或底蕴，还有另一方面重要原因，就是民间信仰有极强的吸附性。首先是因为民间信仰的一个突出特点即多神信仰。闽南一带过去基层行政区域“都”、“铺”、“境”和村落都有宫庙奉祀.“都主公”、“铺主公”、“境主公”，俗称“挡境神”。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专业神。甚至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保护神。有一个的，也有多个的。其信仰诸神之多，就总体来说，堪称世界之最。其次，由于多神信仰，故其信仰理论和思想很零乱、杂碎、易变，“潮秦幕楚”，远远不如比较著名的宗教所具有的思想上、理论上的稳定性、系统性。因此也产生了较之“诸子百家”、各种宗教都更强烈的吸附性。再次，民间信仰与儒学相结合历史最悠久，其互相渗透、互相吸附更为紧密、更为深刻广泛。儒学在其历史传承中又有如上所说的“四大文化高峰”而形成极强渗透性和冲击波。由于这两方面(一方面有极强的渗透性，另一方面又有极强的“海纳百川”的吸附性)，于是民间信仰自觉不自觉地以儒学为基础或文化底蕴就很自然的了。 留个脚印``````` 支持，我认为你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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