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热”与官方无关，主要是民间力量的推动
被访人简介：蒋庆，男，西历一九五三年生，字勿恤，号盘山叟，祖籍江苏徐州，出生、成长于贵州贵阳。西历一九八二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本科），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深圳行政学院。西历二〇〇一年申请提前退休，在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任山长。主要著作有《公羊学引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二〇〇三年版）、《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上海：三联书店二〇〇四年版）、《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台北: 养正堂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九十三年版[西历二〇〇四]），《儒学的时代价值》（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儒家社会与道统复兴——与蒋庆对话》（范瑞平主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等；独自翻译与合译的著作有《基督的人生观》、《当代政治神学文选》、《自由与传统》、《政治的罪恶》、《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等；选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吹剑编撰于西历二〇一〇年）“儒学热”主要是民间力量的推动，“儒学”是“国学”的价值之源
任重：目前儒学开始有复兴的迹象，但很多人认为这是政府利用的结果。如雷颐认为，“国学热”主要得益于官方的宣扬，他说“国学热”是从90年代开始的。经过80年代末那场大风波，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某种调整。官方觉得仅仅靠马克思列宁主义已不足以抵御西方涌入的自由民主，于是开始强调国学，用以抵御西化。所以从90年代初，官方就开始宣扬国学。好几次《人民日报》宣扬国学的都是头条，甚至一个半版宣扬国学。接着其他媒体都宣传，慢慢地就确实形成了这样一个“国学热”的氛围， 一切都得回归到中国特殊论上。80年代后，官方开始讨论怎么办？一致认为再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抵挡不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于是有人就提出来，要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来抵挡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所以，从九十年代初期，官方就开始大量地提倡国学，爱国主义就是那时兴起的。现在看来，它们其实是作为抵御自由民主的一个思想资源，实际上背后有其特殊的目的。对这一看法，您的评价如何？
蒋庆：说“儒学热”的出现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推动，有违近十年来中国大陆儒学复兴的事实。在我看来，中国大陆“儒学热”的主要原因是民间力量的推动，政府最初只是在民间力量推动的影响下顺水推舟起到一些辅助性的促进作用，后来才觉得儒学对国家与社会有用才加大了支持的力度。儒学被摧残打压快一百年了，已经被摧残打压到极点了，大家都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打压越凶，反弹越大，所以在前几年才突然爆发出“儒学热”，这很正常。只要政府不再打压，也不用政府去宣传，儒学照样会在民间蓬勃兴起。世界上有哪一个大的文明在近代化的过程中被摧残打压了这么久？没有，只有“儒教文明”！用现在流行的经济学术语来说，中国大陆出现的“儒学热”是儒学百年来遭受极度打压后的“报复性反弹”。当然，政府认清中国国情后大力支持儒学的复兴也非常重要，因为中国政府负有扶持本土文化复兴中国文明的历史责任，我们乐于看到中国的政府明智而充满智慧地大力支持儒学的复兴，可惜现在有些政府的做法实在是功利色彩太浓，工具性太强，并且缺乏应有的真诚、智慧与艺术，使人难以接受。至于批评者说到政府支持儒学复兴背后有其特殊目的，我想这一所谓的“特殊目的”就是经过近百年来的彻底反传统运动中国政府现在终于认识到了儒学的治国价值，开始用支持儒学复兴的实际行动来改正自己过去摧残打压儒学的错误，慢慢地回归到“以儒学价值治国”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正验证了儒学“不可逆取而可顺守”的古训。无须讳言，这是中国政府光明正大的目的，而不是背后有什么“特殊目的”。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宣称：自由民主的价值不适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国情，中国政府没有必要支持自由民主价值在中国的传播与落实，因为自由民主的价值在中国不可以作为政治的根本原则而治国，即不可以作为中国国家的立国之本，中国国家的立国之本已经历史地蕴含在中国的儒教价值上。
唐文明：于丹现象就是一个典型，完全出于民间老百姓的需求，而不是政府的推动。雷颐举的例子太片面，没有说服力，我可以举出反面的例子来说明政府的态度。在九十年代初，那个时候有所谓“国学热”出现，马上在国内一些权威刊物（包括某些以往口碑一直不错的学术刊物）和主流意识形态刊物上就出现了几篇文章，连续批评“国学热”，明确将之定性为，一九八九年以后，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改头换面宣传国学。其实官方意识形态与儒学的一些重要理念存在着很大的张力。当然，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大趋势是官方意识形态的逐步弱化。
蒋庆：这正好说明了政府在民间传统文化复兴热潮的推动下才慢慢地改变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从过去的批评观望到现在的认可支持。这里说到了“国学”，我想有必要对“儒学”与“国学”进行一下区别。“儒学”讲的是天道性理的宇宙人生价值，具有义理上的普遍性，所以儒学不具有民族主义的特性；而“国学”讲的是中国固有的学问，强调的是学问的“中国性”，所以“国学”具有某种民族主义的性质。由于“儒学”是中国固有的学问，有些人将“儒学”与“国学”等同起来，是没有看到“儒学”与“国学”的区别，其实“儒学”是“国学”的价值之源，离开“儒学”，“国学”就会变成没有生命力的国故之学与缺乏价值关怀的西方汉学，所以应该将“儒学”的地位提到“国学”之上，而不是将二者混同。具体说，“国学”的兴起与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关，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上的救亡在中国学术上的自然反应，是对西方文化殖民的学术反抗，当然有其“文化救亡”上的重大意义与价值。但是，我一直都不愿使用“国学”这个词，而愿意使用“儒学”这个词，原因是“国学”一词民族主义的色彩太浓，容易掩盖“儒学”天下主义的普遍价值关怀。在我看来，“儒学”在本质上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反民族主义的，而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产生于西方传播于全球的政治病毒，其特质是以民族的特殊利益超越人类的普遍道德，与“儒学”追求人类普遍道德的天下主义背道而驰，所以“儒学”在本质上是与民族主义不相容的。然而，在世界还存在着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霸道”的国际关系情况下，“儒学”赞同中国国家富强，赞同增强中国国家的综合国力，因为“落后就要挨打”正是民族主义的政治病毒由西方向全世界传播而形成的严酷铁律！但是，“儒学”不是民族主义，更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因为“儒学”不会只从国家的富强看问题而放弃儒学的道德理想，“儒学”的道德理想就是天下主义与王道大同。所以，按照《春秋》“实与文不与”的“义法”，“儒学”只承认民族主义在现代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霸道”国际关系中有某种“自卫”意义上的合理性，因而只承认“国学”在反抗“西学”保存中国学术的“中国性”上具有某种合理性。但是，“儒学”的最高理想是消灭毒害人类的民族主义，因而在学术上的最终目标就是放弃“国学”的称谓而回归“儒学”的称谓，因为中国在近代西方文化入侵之前的学术兴盛时代只有“儒学”而无“国学”，“国学”是近代中国在“文化救亡”的压力下产生的中国学术的“衰世之词”。
要解决现在中国的政治腐败，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复兴儒家文化
任重：不要说政府官员不懂得经典，就是很多学者也不懂，或者是有意曲解，而且这部分人的比例还比较大。就拿当前老百姓深恶痛绝的政治腐败来说，有人就把原因归结到儒学上，比如邓晓芒就认为“亲亲相隐”导致腐败，最近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对儒学进行批判。您对此有何评价？
蒋庆：郭齐勇先生就“亲亲相隐”问题已经主编出版了一本书《儒家伦理争鸣集》，把这个问题完全说清楚了，我不知道邓晓芒现在还坚持这样说的根据何在？众所周知，中国的当今社会，是在“五四”运动整体性全盘摧毁传统文化后建立起来的，并且在政治上奉行的是源自西方的意识形态。在这种状况下，哪里还有儒家文化和儒学原则影响了政府及其官员？恰恰相反，影响政府及其官员的正是一些非儒家的文化和原则，比如，建国以来的“革命文化”中盛行的是“领袖意志为大”的原则，哪里是“亲亲为大”的原则？“文化大革命”中政府鼓励亲人之间互相告发，哪里是“亲亲相隐”？儒家这几年才刚刚开始复兴，儒学的许多原则中国人都还不知晓，儒家文化的现状仍然是一片废墟，礼崩乐坏学绝道丧仍然是当今中国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把腐败牵连到儒家，不是对中国现实的无知，就是对儒家的恶意中伤，其结果是掩盖了中国政治腐败的真正原因——道德虚无主义导致的极端享乐主义。我们看看其它腐败盛行的国家，如前苏联、前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其腐败的根源是什么？他们有儒家文化吗？他们信奉儒学吗？没有。但他们照样腐败，并且腐败的程度与中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齐奥塞斯库（前罗马尼亚总书记兼总统）贪污高达十亿美元，浴室里的水龙头都用黄金做成！现在中国的政治腐败，确实人人深恶痛绝，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有中国的政府官员大多是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缺乏超越的生命信仰，没有神圣的精神追求，并且在三十年来商品化大潮的冲击下放弃了昔日准宗教的革命理想，又建立不起新的从政理想，逐渐从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变成了道德上的虚无主义，结果导致了这些政府官员在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时，放弃了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最后走向了腐败。因此，要解决现在中国的政治腐败，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复兴儒家文化，用儒家做人的价值与为官的道德来教育中国的政府官员，使中国的政府官员在行使权力时能够克制自己的私欲，通过提高政府官员的道德免疫力来遏制腐败。也就是说，通过儒家正心诚意与为善去恶的修身工夫教化中国的政府官员，通过儒家天道性命与天理良知的超越信仰约束中国的政府官员，使中国的政府官员在天道性命与天理良知面前知道有所畏惧，从而不愿腐败也不敢腐败。当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也许是看到纯粹用政治意识形态与组织纪律不能解决从政者的道德问题，才想到借鉴儒家道德修身的方式来解决从政者可能出现的政治腐败。当然，古代中国的政府官员也有腐败，但这种腐败是有道德标准做不到而产生的腐败，而今天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则是心中没有道德标准心灵一片虚无而导致私欲不受约束所产生的腐败。因此，古代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不是整体性的腐败，而今天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则是整体性的腐败。读《四书》《五经》的古代官员固然会出现少量腐败分子，但绝大多数读《四书》《五经》的古代官员都是廉洁自律自觉修身的，我们只要稍读一点古书就会知道。因此，我的看法与邓晓芒的看法正好相反：中国当今政治腐败的根本原因不是产生于儒家价值，恰恰相反是产生于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抛弃了儒家价值。如果当今中国的政府官员都能够按照儒家的道德要求修身自律，都能够按照儒家的价值原则行使权力，再加上有制度与法律的保证，中国就绝对不会出现今天这么多整体性的政治腐败了——因为有了超越神圣的道德标准，政府官员至少知道有所畏惧了。 好人一个啊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