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家与日神、酒神
时间：2005年岁末 地点：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演讲人简介：陈炎，男，1957年11月22日生于北京，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副校长。发表论文逾百篇，出版《积淀与突破》、《文明与文化》、《反理性思潮的反思》等学术专著多部，主编四卷本《中国审美文化史》。目前正在从事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审美文化史》课程设计及软件开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儒、释、道的生态观与审美观”等研究工作。
“儒家、道家与日神、酒神”,这个题目充分说明我这个人做学问“不守规矩”。(笑声)我是搞美学的,而这个题目却大大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几乎涉及到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方方面面。
大家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文化,不少中国学者开始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反思,并使得中西文化的比较成为一种“显学”。这种研究的方法大体上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元素的比较,如某个文化元素西方有,我们有没有?原因何在?二是思潮的比较,如中国与西方有哪些相同或相异的文化思潮,其背后有没有共同的规律?今天我要做的,既不是元素的比较,也不是思潮的比较,而是一种结构性比较,是想从儒家、道家与日神、酒神入手,来比较一下中国与西方在“民族心理结构”和“民族文化结构”等方面的异同,借此向大家请教。
说儒家、道家支撑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心理结构,这应该是没有太大异议的。而在西方,没有儒、道两家,我找来找去,在早期希腊文化中找到日神阿波罗(Apollo)和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并认为这两种神灵崇拜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是至深至远的,具有结构性意义。 大体说来,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的宗教崇拜都是父系社会后期、氏族制度解体、文明时代诞生这一历史过程的产物。相比较而言,狄俄尼索斯可能比阿波罗更早一些,因为它的崇拜仪式中明显地表现出对于逝去不久的母系社会的追忆与留恋。据考证,参加狄俄尼索斯游行队伍的人基本上都是女性。她们在特定的时候身披兽皮、头戴花冠,吵吵嚷嚷、疯疯癫癫,完全沉浸在一种感性的肉体的陶醉之中。“希腊人以野外纵酒狂欢的方式来尊奉葡萄酒之神狄俄尼索斯,在此期间,女性崇拜者们通宵达旦地一边跳舞一边狂叫。”在这个活动的高潮,不仅会出现狂欢酗酒、裸体游行之类的行为,而且还有生吞活剥鹿、牛等残忍的举动。
古希腊是文明的家园,令人心向往之。为什么偏偏在这块圣洁的土地上,会出现如此非礼无法的行为呢?为了解开这一谜团,大哲学家罗素曾有过一番推测,他说:正像许多开化得很快的社会一样,希腊人,至少是一部分希腊人,发展了一种对于原始事物的爱慕。对于他们,理性是可厌的,道德是一种负担与奴役。这就在思想方面、情感方面与行为方面引向一种反动。有大量的历史材料证明,在那个进化得很快的男权社会里,希腊城邦中受压抑最深的,是那些没有公民权力、没有社会地位、没有财产保障的女性。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据说是来自色雷斯的一种宗教很快在希腊平民中,尤其是妇女中流行了起来,这种宗教就是狄俄尼索斯崇拜。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种祭祀活动有点类似于所谓的“宣泄”。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不断摄取物质能量,物质能量转化为生理能量,生理能量转化为心理能量,心理能量在积攒到一定程度之后便要寻求释放。如果一个人的心理能量得不到释放,总是受压抑,就会出问题,比如患精神病之类。一个人如此,一个社会也是如此。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这种具有反文明色彩的信仰活动又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于是,在希腊后期,尤其是进入罗马时代以后,终于出现了官方对狄俄尼索斯崇拜的禁令。
狄俄尼索斯崇拜虽然被压制了,但是心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时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宗教,即阿波罗崇拜。和放荡不羁的狄俄尼索斯不同,端庄宁静的阿波罗浑身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据说,阿波罗有一种特殊的超出我们凡人之上的智慧,他可以预测人们的未来。看过希腊悲剧《俄狄普斯王》的人们都知道,在著名的得尔福神示所里(Delphicoracle),有权威的男女祭司可以在一种精神迷狂的状态中获得阿波罗那神圣的预言。可以说,阿波罗的崇拜方式与狄俄尼索斯完全不同,它用理性的“升华”取代了感性的“宣泄”。
“升华”这个概念也来自精神分析学。在弗洛伊德看来,当人的原始欲望因不被社会接受而得不到直接“宣泄”的时候,就有可能转化为一种被社会所接受的行为,即将其“升华”掉。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比如在座的男士,如果喜欢上某个女孩,却又追求不到她,怎么办呢?那就像但丁一样,去写本小说吧。(笑声)
如此看来,日神和酒神是从同一现实生活中分离出来的两种彼此对立的宗教情绪。叶秀山先生认为:“如果说,阿波罗神是光明、智慧、理智的象征,狄俄尼索斯神则代表了玄暗、野性和放纵。”这两种相反的心理驱动预示着西方人的“民族心理结构”在古希腊出现了分裂:一个极端是理性,一个极端是感性。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没有酒神和日神崇拜,但是我们有道家和儒家信仰。同酒神崇拜一样,早期的道家思想也与母系文化之间有着影影绰绰的联系。我们知道,《老子》一书中有很多抱阴守雌、崇拜女性的内容,甚至有人认为,最早出现在金文中的“道”字,实际上是一个表征“胎儿分娩”的象形字。我们还知道,“母”字在《老子》中出现过很多次,但查遍全书,却只有一个“父”字,而且还是师父的“父”。我们更知道,老子所崇拜的理想社会,是一种极为原始的小国寡民时代,那个时代的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为什么要去追忆和留恋母系社会呢?显然是出于对父系社会所代表的文明制度的不满。所以,就同酒神崇拜一样,道家反对礼法对人的约束与控制,主张回到无知、无欲、无我的原始状态。究其原因,老庄在那套君君臣臣的关系中发现了不平等,在那种俯仰屈伸的礼仪中发现了不自由,在那些文质彬彬的外表下发现了不真诚。所以,他们要反抗对人的异化!
但是,和那些酒神崇拜者不同的是,道家对文明的反抗却没有走向一种纵欲主义的极端。道家讲究“齐物”,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自然的怀抱中去求得一种精神的慰藉,以达到“庄周梦蝴蝶”——物我两忘的境界;而不像狄俄尼索斯崇拜那样,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通过生吞活剥牲畜等行为,在人对自然的破坏中去证实人的感性存在。简言之,道家是有感性追求的,但却不像酒神那样极端、那样过分。
相反,同日神崇拜一样,中国的儒家则有着维护既有文明的男权主义的倾向。如果说日神崇拜的出现,是为了防止纵欲妄为的酒神行为;那么儒家信仰的出现,则是为了反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它们所维护的,是一种具有等级制度的男权文化。所以,同主张“牝常以静胜牡”的老子不同,孔子认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不仅如此,作为人类文明的捍卫者,儒家也同日神崇拜一样,注重理性的探索、精神的追求,有着超越感性个体的形而上倾向。所以孔子才会留下“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名言。
但是,与日神崇拜不同的是,原始儒学在精神探索的过程中,并没有把人的感性存在与宇宙的本原联系起来。儒家讲究“爱人”,主张“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把人看成是社会的一部分。儒家只是要把人的感性生命提升到一个社会的理性人的水平,把人的有限的生命融入到历史的无限过程之中;而不像阿波罗的崇拜者那样,去涉足神秘的彼岸世界。所以,孔子不去研究“怪、力、乱、神”等超验主宰,而主张“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简言之,儒家是有理想追求的,但却不像日神那样极端、那样过分。
与“民族心理结构”相对应,西方的“民族文化结构”也出现了感性和理性的两极化倾向,在感性的方面,是体育;在理性的方面,是科学。
无论是在文化结构中,还是在文化观念上,“体育”在中国与西方都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你问中国人为什么进行体育活动?他可能会说是为了锻炼身体,也可能会说是为国争光。但是在西方人眼里,体育不单纯是为了锻炼身体,也不仅仅是为了国家的荣誉。说到底,体育是对人的感性能力的开掘与探究,是一种肉体的沉醉。因此,凡是能够考量人的感性能力的东西,无论危险有多大,代价有多少,西方人都可以设立比赛项目。
谁都知道,奥运会的第一个项目是点燃圣火,但却很少有人知道,点燃圣火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古希腊最早的奥林匹克运动中,一些手持火炬的运动员从起跑线跑到宙斯神庙前的祭坛前,谁跑得最快,谁就有权点燃祭坛上的圣火。这一举动意味着什么呢?原来在古希腊的宗教观念中神的力量是无限的,它可以从这一点跑到那一点,不占用任何时间;而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人从这一点跑到另一点,必然要占一部分时间。从这一意义上讲,占用时间最短的人就是最接近神的人,他同时也代表了人在这个向度上肉体能力的极限。只有从这一角度入手,我们才能够理解西方人的体育精神,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个拳王、一个球星、一个田径运动员,在西方人眼里会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今天如果我们去欧洲,可以看到三种椭圆形的建筑。第一种是在意大利的罗马或维罗那等地的古罗马的建筑残骸。这是人和人、人和野兽搏斗的“竞技场”:场内的奴隶在厮杀,看台上的贵族在狂叫,这无异于一场变相的酒神仪式,一种被限定了时间、地点和人物身份的狄俄尼索斯表演……
在今天的南欧,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等地,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种椭圆型建筑,那是人与牛搏斗的地方,叫做斗牛场。我们或许还记得,早在狄俄尼索斯的游行活动中,就有生吞活剥鹿和牛的行为。在这里,这一细节被进一步扩大化、仪式化了。通过一番表演和搏斗,勇敢的斗牛士在观众面前将猛牛活活刺死,看台上的人们在欢呼呐喊,同样进入了一种狄俄尼索斯式的迷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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