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巴文化—历史文化—从姓氏及父子连名看南诏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关系
徐家瑞先生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一书中对南诏的父子连名与中原文化的渊源关系作了考证。在中国的上古时期，姓是从母的，“姓”者，女生曰姓，是母系社会的体现。“中国古代氏族，皆以母姓为主，如姬、姜、姚、姒等十二姓，皆表母亲血统”（《大理古代文化史稿》Ｐ.１５４）。而这些姓氏的起源则又是以当时族群居住的地名而得，如姬姓居住在姬水，姜姓居住在姜水而得姓。当母系社会崩溃后，父系社会逐步取代母系社会。在父系社会，为了确定财产的继承，子女要以父系来表明血缘关系。从母姓向父姓转化过程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为“父氏”时期，所谓父氏者，盖代表父亲之地位、财产、官爵。此时还兼用母姓。如尧姓伊耆，舜姓姚。春秋时的范宣子历数自己的祖宗：“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中原的这种“父氏”不相连续，最难记忆，故古代“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这是“父氏”的一种形式。“父氏”的第二种形式是连名制，连名制又有两种形式，一是重名，一是连名。重名如：共叔段的子孙分为共氏、叔氏、段氏。但这种形式不能表示行辈。而连名制不但能表示父系，而且可以分行辈。《汉书西羌传》记羌族中先零一支为纯粹的连名制：滇零——零昌。这种父子连名制在羌族的分支中的各部落民族中保存比较完整。民族学家在对川西、贵州云南交界的宣威等地的族谱调查中发现了父子连名的族谱（参见《大理古代文化史稿》Ｐ.１５９—１６５）。在云南的西南地区，即大理地区，以南诏王室的父子连名最为突出。细奴罗—罗盛—盛罗皮—皮罗阁—阁罗凤—凤加异—异牟寻—寻阁劝—劝龙晟、劝利晟（同为兄弟）、晟丰祐—祐隆—隆舜—舜化贞。与南诏同时的另外五诏，也存在连名制，（参见《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一书Ｐ.１７６。）大理地区广泛存在着父子连名制。对大理地区的父子连名制的详细考证，参阅张锡禄的《白族文化》一书。父子重名或连名制是母姓氏族社会向父权社会确立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在中原地区曾经有过很短暂的流行，父姓制的确立，父子连名制在中原地区已无踪影，但却在西南少数民族中保存下来，直至明朝，这种父子连名制的习俗才在大理地区消失。南诏王室的父子连名制，其祖姓蒙。据徐家瑞先生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一书中考证，蒙姓乃是巂州大姓。新唐书载：“贞观中，梁建方讨松外蛮斩双舍，署首领蒙和为县令”。双舍之地，在金沙江北。又云：“巂州新安城傍，有六姓蛮，一曰蒙蛮。”又云：“贞观二十二年，松外蛮蒙羽入朝。”松外蛮中蒙为大姓。且巂州有蒙蛮，想南诏祖先，本巂州蒙蛮，入永昌后以寖强大，遂处自言本哀牢后，以便统治永昌之哀牢夷。因哀牢为南中所共祖。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国谱之。”（参阅《大理古代文化史稿》Ｐ.１３０）
根据徐家瑞先生的考证，认为南诏的先祖原居住在西昌盐源一带。而哀牢夷亦广泛分布在永昌、大理、盐源。南诏的先祖与哀牢夷杂处期间，即所谓的南中诸夷。南中诸夷与昆明夷，自汉季世，即以哀牢为其共同的祖先，亦以九隆神话为其共同之神话。蒙氏一支入永昌后，以九隆为其远祖，“自言”本哀牢后。徐家瑞先生认为，此为蒙氏“自言”，而非真正的哀牢夷。理由是史书上记载的九隆神话，当以南中志和后汉书为正，两书皆不言九隆之父为何姓，仅言“沉木化为龙”，是龙无姓名。章怀太子注西南夷传曰：“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禁高，乃可记知。”哀牢传作者杨终是汉代人，对于九隆之祖，尚未详悉，后人妄改沉木为龙，为蒙伽独，可知其无稽。而且哀牢传载禁高以后世系，皆非连名制。哀牢传列哀牢世系：禁高—吸—建非—哀牢—桑藕—柳承—柳貌—扈栗。父子皆不连名。
总上所言，南诏先祖蒙氏居今川西地区。据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文化学者顾颉刚、章太炎先生等的考证，认为夏文化的史祖禹出生在川西有一定的史实依据，史载“颛顼之子鲧，生禹于石纽”（竹书纪年），“禹生石纽，今之汶山县是也”。（陈寿三国志秦宓传）。“石纽在蜀西川也”（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参阅《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一书Ｐ.１４—１７）。至少可以认为，夏民族文化起于西北高原，即陕西、甘肃、青海一带。向南波动，先流入四川北部汶山一带，后流入川西南部，金沙江雅龙江之处，然后向金沙江流域波动。大理一带首先受其影响。（《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一书Ｐ.１７）。夏文化通过川西，向滇西南传播。蒙氏一支从川西迁移到南诏故地今之巍山县，此地为哀牢山脉。为在哀牢夷中确立自己的权威，自言本九隆之后，将九隆神话演绎为南诏王室的祖先。但通过历史文化学者和专家的考证，拨开神话的面纱，使我们看到，大理地区，从南诏到大理国被灭，直至明朝时，在大理地区盛行一时的父子连名制，这一历史文化现象，与中原文化—夏文化，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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