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秦的无间道

话说某甲做官远游,在家乡的妻子耐不住寂寞,与人有了私情。当某甲调动工作即将回乡的时候,奸夫眼见“好事”不再,乃郁郁不乐,奸妇却劝他“勿忧”,说:“吾已作药酒待之矣”(“药酒”即毒酒)。某甲归来,奸妇办了一桌酒菜,款待老公,并命甲之妾敬酒。其妾早已察觉主母的阴谋,她端起这杯毒酒,做了权衡:明说这是毒酒吧,良人必将驱逐主母;不说吧,则良人将丧了性命。面对两难之局,她用行动做了解答,“于是乎,佯僵而弃酒”(假装摔倒,顺便将酒泼掉)。某甲大怒,赏了她一顿鞭子。
  这个故事是苏秦说给燕王听的。君臣之间不谈国家大事,竟谈风月,为何?原来,苏秦担心燕王怀疑他的忠信,借这个故事来陈明心迹。小妾“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于笞”,苏秦就是这个地位尴尬的小妾。若依譬喻,故事里的“妾”是苏秦,“主父”指燕王,“主母”则是何人呢?这与战国形势有关,此处略作说明。
  概乎大势而言,战国中后期是“两极世界”,一极在东,为齐国,一极在西,为秦国。另有楚、魏、赵、韩、燕五国,实力超乎其他诸侯,此即所谓“战国七雄”。凡以齐国为首联合五国抗击秦国的外交计划,称为“纵”;秦国率领他国去攻打齐国,其名为“横”。为前者而奔走的政治家,称“纵人”,为后者而计虑的,则是“横人”。苏秦正是“纵人”的代表。《史记》说他取得六位国君的信任(“六国大封相”),率众抵抗虎狼之秦,便是称赞他对“合纵”的贡献。然而,需要澄清的是,《史记》所说有误,其实,苏秦仅担任过齐、赵、燕三国的宰相。但是,在这三国中,苏秦为之殚精竭虑并最终献出生命的是燕国,齐与赵不过是苏秦的棋子。他与燕王商定,自己去齐国当“卧底”,以达到削弱齐国保存燕国的目的。正是在此期间,燕王流露了不信任苏秦的意思,怕他在齐国待久了,忘了燕国。苏秦一时激动,便讲了前面那个故事,并慨叹:谁说忠信之人无罪呢?看这忠信的小妾,就因忠信换来一顿鞭子。我因忠信而获罪,不正像这可怜的小妾吗!燕王听他一番话,感慨良久,自此坚定了对苏秦的信心。
  燕国并非苏秦的祖国(他是洛阳人,在周天子王畿之内),也不是他最初想效力的国家。初出道时,他先后向周天子、赵王和秦王自荐,遗憾的是,周、赵、秦皆“不用其言”。最终,他放弃了为强力诸侯(秦与赵皆是强国)服务的志愿,转投实力最弱的燕国。这就好似一个有野心而又志气绝人的女子,若不能嫁与王子,那就选一个合适的男子,助他成为国王。西谚所谓Everything or nothing,或即苏秦的写照;换作中文,就含蓄多了,曰:士为知己者死。而且,燕王一贯信任苏秦(偶有狐疑,一语则消,如前述),委以大任。他遂立志,拼死也要保住燕国的名号不在地图上被人抹去。
  然而,形势诡谲。历史上的苏秦被定位为“纵人”,本应指挥燕国跟随齐国去抗拒秦国,但是,他的初衷乃至遗愿,却是希望看到齐国被消灭,哪怕由秦国带头也在所不惜。一般来说,人与人,国与国,在斗争哲学上都遵循同样的道理:朋友的敌人是敌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他在秦国自荐不获受,遭到羞辱,从人性来说,杀个回马枪,对秦国还以颜色才是正解,为何他不用此计,反去祸害秦国的大敌呢?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苏秦不以敌人(个人层面)为敌,反以敌人的敌人(国家层面)为敌,乃是公义战胜私情的抉择。
  如此抉择,也有战略地理上的重要原因。当时,“七雄”中以燕国最弱。而燕国的切肤之害是齐国,时刻担心被齐国吞并。对燕国来说,秦国的威胁远不如齐国大。因为,就算因为削弱乃至灭亡齐国,为秦国扩张铺平了道路,但是,到时秦国发动东征,或将威胁甚至灭亡燕国,那也是多年以后的事。当务之急,须遏制齐国的吞并。这便是苏秦表面合纵抗秦、暗里连横灭齐之策的根本动机。
  至于苏秦的具体操作,主要在于说服各国联合抗秦。举两个例子可见一斑。一是内政。苏秦甫任齐相,教导齐王的竟是“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齐王一度有称“帝”的企图——当时诸侯皆称王,无称帝者;帝的级别比王高,齐若称帝,显然会刺激其他诸侯。后来虽然放弃称帝,齐王自恃国力强大可以小视诸侯的态度却不曾改变。因此,苏秦提议大兴楼堂馆所(“高宫室大苑囿”),正是顺着齐王的意思给他上套(“以明得意”)。一是外交。本来,作为军事强国的赵,既与齐联合抗秦,两国应紧密合作才是,苏秦却在齐王前说赵的坏话,同时授燕王以联秦、赵而攻齐之策。恰又风云际会,不久,智勇双全的乐毅出任燕、赵二国的“共相”,并兼任联军的统帅,于是,三国进攻,将齐国打得一塌糊涂。对外,损害邦交;在内,削弱国力。这就是苏秦的“敝齐”之策,其策收效甚佳,齐国因此被削弱。同时,燕国的近邻威胁也被解除。
  然而,拿人钱财却不替人消灾,终逃不过报应。齐国大夫有识破苏秦之计者,收买刺客杀他,苏秦受了重创,奄奄一息。齐王仍在彀中,毫未醒悟,在国中通缉刺客和主谋,并去慰问苏秦的伤势。苏秦对齐王说,我的伤太重,终不免一死,但可利用我这具将死之躯查出凶手。齐王问什么办法,苏秦说,请用“车裂之刑”将我公开处死,并宣明罪状,说“苏秦为燕作乱于齐”。齐王依计而行。果然,不久便有人出头承认刺杀了苏秦,齐王“因而诛之”。
  苏秦死无全尸,很惨。身后名声也极可悲,所谓“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司马迁语)。但是,用古代兵家的标准衡量,他也算生得伟大,死得光荣。《孙子兵法》有“死间”之说,谓“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其人受国主之托,潜入敌国,不令敌国败亡誓不归国,哪怕被执就死亦不后悔。苏秦无疑是“上智”,故能敝齐保燕,成就大功。然仅有“上智”并不足贵,苏秦生平之贵在一个“信”字。当他离开燕国,曾对燕王许下“信如尾生”的承诺。尾生与情人相约在桥下见面,情人未至,而突发洪水,尾生守约不去,终于淹死。最终,苏秦践诺而死,“信如尾生”。
  对齐国来说,他万死不足惜。但对后人来说,他“以百诞成一诚”——千言万语的欺骗,只为实现精忠报国的初衷——的行为,可敬可佩,弥足宝贵。稍觉遗憾的是,他的事业终于失败。燕国挡不住秦国的侵略,终被灭亡。不过,这是他死后94年的事;次年,齐亡于秦。以最弱之燕,在险恶环境中延续近百年,几与最强之齐同日而亡,任何谋国者似都应笑对此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