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丑而博,言伪而辩

  清朴学家江声,长于旁征博引,好《说文》至于成癖,与人书信,皆用篆书。然于义理之学,格格不能入。常致书孙渊如曰:“盖性理之学,纯是蹈空,无从捉摸。宋人所喜谈,弟所厌闻也。”(见孙氏《问字堂集》前所附)。李零先生,盖江声之流亚也。

  李氏长于考古,而厌闻道德,欲借其所谓“三古”之技(考古、古文字、古文献),恢复孔子本来面目,实在是不自量力。如果仅凭考古即可以识孔子,绝对轮不到李先生现在挺身而出。

  看李先生这篇序文,觉其颇有“记丑而博”、“言伪而辩”之风。对此,与之争论是没有用的。对其所不明之道理,他是不会愿意去明白的。这里仅问其一个问题:道德是否可以绝弃?想其当会回答曰:“道德很脆弱,但是还是不可绝弃。”如此一来,便会生出一连串问题:你既然说梁漱瞑先生不畏权势,表里如一,人格高尚,表示佩服,这不是承认道德未必脆弱吗?道德既然是有益者(从其肯定梁先生可看出),为何不能宣讲?既然不否认道德是好东西,而一听见人讲道德“头皮就发麻”,这岂是自己标榜的“心平气和”?你说梁先生“他老人家,前后如一,表里如一,人格非常高尚”,岂知这正是儒家精神的体现?如此,为何又对表彰孔子和儒家的言论满腹牢骚?何况你自己也承认孔子之道德格言“有些比较精彩”?凡此种种,无需多辩即足见其思理是如何的绞绕不通、顾此失彼!若拿出“我是个自由散漫的人”、“我最不喜欢过有组织的生活,甭管什么组织”来辩护,也不成其为理由。有些组织生活可以不过,但作为一个学者,自己的思想不能无组织无收束。散漫无纪,任性而行,难免遗人“为老不尊”之诮!

  谈到写此书之情景时,李氏称其对《论语》,一会儿“纵读”,一会儿“横读”,既仔细“考证”,又反复“筛选”,大有“既竭吾才”之架势。不言而喻,在他眼中,这无疑一部是凝聚着如许汗水的、含金量很高的学术专著;是严肃之作,绝非儿戏之作。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李氏居然将他这部精心结撰之作定名为“丧家狗”!如此轻佻颟顸之举出自一资深学者,“为老不尊”,能辞其咎?此举不仅有损其书之品位,更有伤作者之人格尊严。其病至少有三:1,吐辞不雅驯,有失学者体面。2,孔子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李氏虽然语有出处,且似乎无有意侮圣之意,但在客观上很容易导致此类影响,败德伤俗。3,炒作嫌疑明显。用火爆刺激陋劣污下之语辞招徕世人耳目,是炒作者之惯用伎俩。李氏是严肃学者,然将其精心结撰之作冠以“自贱”之名,其炒作心态几几乎昭然若揭。当然,若是出于出版商之生意经,则另当别论。

  话说回来。虽然读罢序文,本人感到其“记丑而博”、“言伪而辩”,但并无“心达而险”之印象。相反,能感到李先生是位忠于自己思想的坦白磊落之人,甚至可归为儒门“狂者”之列。只可惜孔子不再生于今世,恐怕未必能有人可循循然教之适道矣!

  最后想指出的是:虽然李氏所著本书尚未之见,且其书命名轻挑而鲁莽,序文多有坚僻之论,但既然其人长于文献考古,想必其内容当有参考价值。估计其在名物训诂、文献考索上当有可以资取之处。读者可用其长而弃其短,不必因序废书也。倘世人竟惑于煽惑鼓躁,欲于此中求真孔子,吾恐除却支离破碎之文献挦扯外,其必将别无所得也。出路在他途,道不在是也!

  2007-4-26

    (按:此稿被深圳商报2007年5月23日发表,标题为《“小道”难识“真孔子”——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读后》。写此文时,只看了李的序。后来看到书,和事先料想的差不多。只是文中许李氏以敢于坚持自己思想之“狂者”,现在看来得修正。其书玩世不恭,是否有其一贯思想,还是个问号。5月23日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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