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幼儿园时我开始喜欢画画,纸上画不过瘾,就用蜡笔在客厅的白粉墙上涂鸦,踮脚站在凳子上,好像莫高窟里呕心沥血的画匠。爸军人出身,建议先揍我一顿,可妈说,让她画吧,客人可以在书房喝茶。
妈这么宽容,并不是想把我培养成张大千或毕加索,她对我说:做你梦想的事,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只要不杀人放火卖国求荣,你快乐我也会快乐,而且,你要懂得为快乐付出代价。
最后这句话我是慢慢弄懂的。那次,巷子口新开家糖果铺,我天天跑去买薄荷糖吃,妈除了提醒我刷牙并不多说话。可几天后我要租小人书的钱,妈拒绝:钱已经给你了,你有支配的自由,但自由的限度是每天一毛,就这样。我知道妈一说“就这样”即意味着讨论结束。多说无益,权衡再三,我选择了精神食粮。
从小我是个不听话的孩子,进学校变成了一个不听话的学生。有一阵,学校要求中午回家必须睡觉,还要家长写午睡条。但我天生觉少,躺在那里翻来覆去简直活受罪。跟妈商量用阅读代替午睡,她答应了:要是你能保证下午上课不瞌睡。啊,我现在还怀念那些美好的逃睡的夏天中午:窗帘如羞涩的睫毛低垂,电扇轻轻地吹,我躺在冰凉的席子上看唐诗、童话、外国游记、本草纲目,手边一碗冰糖绿豆汤。妈没说过开卷有益之类的话,但她不禁止我看任何课外书,对她来说,书就是书——也许可以用好不好看来区分,但没必要说是否跟学习有关。四年级我看《红楼梦》,妈远远瞄了一眼:“也许你现在还看不懂。”我闲闲翻一页:“懂——黛玉是个爱闹别扭的女孩,比我们班胡晴晴还小心眼,可她心里喜欢宝玉,宝玉也知道。”妈把最后一个饺子扔进锅里:“有道理。”
初中经常逃学,背了画夹去美丽湖写生,到图书馆翻旧杂志,或者干脆在家写诗。妈委婉提醒几次后放弃了说服的努力:“我不赞成你这样做,但我保留意见。我希望你有分寸感,而且,我不会替你向老师撒谎请假。”一定是“分寸感”3个字触动了我,我把逃学频率控制在每周两次,考试保持在十名之前。爸说以我的聪明应该考前三名,但妈说与考分相比,她更希望我有个宽松丰富的少年时代,“孔子说因材施教,”妈一边抹玻璃一边悄悄对爸说,“你得承认你女儿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妈以前当过老师,其实她常说的话就是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尊重受教育者的个性,这是教育的前提,她说。
高中我开始有了点稿费,开始有男孩子到家里来找我——借书,还书,或者什么的。我买了一大堆美丽的画册,买了一个绿色的缎子蝴蝶结,配一条苔绿的丝绒芭蕾裙,在镜子前面照来照去。还有一次,我偷偷买了一支口红,妈妈看见没说话……我也就没用,后来她替我保存起来了。
18岁进大学,先在经济系。当我和一大群女伴关起门听摇滚翻时装杂志时,妈会笑眯眯地敲门端来几碟自己做的绿草冰激凌,顶尖一粒樱桃。她从来没当众问过我的测验成绩。她笑着说:年轻真好。
那年我有了今生第一次约会,我告诉妈,他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可爱最英俊的男孩子(现在我已经忘了他长什么样子)。周末的夜晚,我兴高采烈地踩着舞步推开家门,看见爸正坐在客厅里开着电视打盹,我问他干嘛呢,他嘟哝说他喜欢那个侦探片。妈早就睡了。后来,男孩打电话来说对不起:他喜欢另外一个女孩——他只是把我看作一个小妹妹。我哭得枕头都漂了起来。爸摩拳擦掌,声称要去揍那个有眼无珠的小子。妈只是端来一碗汤:喝了就好啦!她微笑:相信吗?有一天你会连他长什么样儿都忘了。
大二那年我转系,转中文。当时经济专业热得像个走红大歌星,中文如式微的贵族小姐粗头乱服可怜巴巴。朋友劝我,喜欢写东西可以把它当业余爱好嘛,我说真喜欢就没法业余——就像真爱一个人,就不愿仅仅给他做情人一样。妈签字,我转了系。
毕业后,我在一家报纸做副刊编辑,闲了自己画画插图,偶尔趁约稿外出旅游一番,薪水是当初经济系同学的三分之一。妈问我是否后悔——当时我正在比照同学刚买的一件对我而言太昂贵的晚装裙动手仿做。我想了想,低头画了一道粉线:不。
妈笑了:真是我的女儿。
这似乎是一种夸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