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儒家经典之一，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为士者必读之书。所收文章是孔子的学生及战国时期儒学学者的作品。汉朝学者戴德将汉初刘向收集的130篇综合简化，一共得85篇，被称为《大戴礼记》，后来其侄戴圣又将“大戴礼记”简化删除，得46篇，再加上《月令》、《明堂位》和《乐记》，一共49篇，被称为《小戴礼记》。“大戴礼记”至隋、唐时期已散逸大半，现仅留传39篇，而“小戴礼记”则成为今日通行的《礼记》。
汉景帝时鲁恭王初好治宫室而坏孔子宅，得古《礼》五十七篇于坏壁之中，其中十七篇与《仪礼》相同，《奔丧》、《投壶》见于另外四十篇中，礼家将其录于《礼记》之中，得以流传，而其余篇章，因为藏之秘府，世人难得一见，后来散逸不传，称为“逸《礼》”。
《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礼记》不仅是一部描写规章制度的书，也是一部关于仁义道德的教科书。其中最有名篇章，有《大学》、《中庸》、《礼运》（首段）等。《礼运》首段，又称为《礼运•大同》篇，大同二字常被用作理想境界的代名词，不少地名亦取用此二字。
《礼记》的史学价值
《礼记》是西汉武宣时代礼学家戴圣编定的四十九篇本，是先秦儒家学术论文汇编，非一人一时所著。它包涵了从孔子直到孟、荀各家各派的论著，其中皆为孔子七十子后学所记，内容相当庞杂。经过学者们长期研究，较普遍地认为这些篇章大多数写就于春秋战国时代，文中反映的基本内容多系先秦古制，其中录有一些孔子言论或其弟子对孔子思想真谛的发挥，即使有个别篇章是秦汉儒生所撰，但其基本内容也都是对先秦古制的追记。
《礼记》在儒家学术史上占有相当突出的位置。众所周知，孔子之后，学派林立，“儒分为八”。但在长期流传中，除孟子、荀子留下较完整的著作外，其它各派论著多所散失。《汉志•诸子略•儒家》所列书目，大多失传，但有些篇章幸存于《礼记》中，如《子思二十三篇》，是书今已不存，但研究者认为今收入《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和《缁衣》四篇都是子思的作品。前不久公布的江陵郭店楚简有《缁衣》篇，与《礼记》内容基本相符。此简下葬大致在战国中期偏晚，可见《礼记•缁衣》的写成年代还要早于此时。历代学者研究《礼记》着眼于分析各篇的作者及所属流派，虽意见纷纭，但如把《礼记》中有关篇章联系起来考察，大致可勾勒出孔孟荀之间乃至秦汉之际儒家各派思想体系传承关系的轮廓。
《礼记》为研究先秦儒学史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尤其是蕴含的礼学思想最为丰富。儒家的礼学思想博大精深，从孔子首创礼学思想，经孟荀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体系大备。其间《礼记》对礼学的阐述最为精彩完备。如书中探讨礼之源，从人情、人欲、人类自身发展以及从天地神等抽象信念中，提出种种猜测，反映当时学者对知识的孜孜以求。
《礼记》还结集了如《中庸》、《大学》、《礼运》等蕴含深邃的思想内容的学术论文，它们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名作，影响极其深远。
从史学角度研读《礼记》，更需要注意书中包涵的古代礼制和当时社会生活情景的内容。冠、昏、乡、射、朝、聘、丧、祭诸礼在许多篇章中都有反映，此外《仪礼》中缺失的逸礼，如奔丧、投壶等礼也有专篇阐释。在诸礼中，《礼记》尤为重视丧、祭，因为丧、祭二礼，集中反映当时的社会结构、各项制度和观念形态。如记录丧制、丧事、丧服的有《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等。论述祭祀的有《祭法》、《祭义》、《祭统》等。这些篇章既注意阐释礼之数（即礼之仪），对《仪礼》部分内容加以补充说明；更为注意诠释“礼之义”，对诸礼的精神实质和用礼之目的加以阐述，为我们了解儒家的礼学思想提供了更多依据。
另外，上自治国方略，下至家庭准则，在《礼记》中都有专门篇章论述。如《王制》记载古代封国、爵禄、职官、巡守、刑罚、养老、学校等制度，几乎涉及古代统治者治国的方方面面，该篇虽写成较晚，但内中多后人对古制的追记，仍不失它的史料价值。而《内则》则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家训，反映了古代贵族家庭成员彼此相处的尊卑关系，也是研究上古家庭史的基本史料。
要言之，《礼记》中的许多篇章处处体现出宗法制的原则和精神。其中《丧服小记》和《大传》有两段精辟论述，许多学者据此解释不一，但文中对如何区别大宗和小宗及其相互关系，对在宗庙祭祀等活动中如何运用宗法制原则以及实行宗法制对维系周代社会秩序的作用都有深刻论述，因此视上述两篇文章为研究周代宗法制的基础并不为过。其它与宗法制相连的昭穆制、丧服制等也在《礼记》的相关篇章都有论述，故欲研究先秦制度史亦不可不读《礼记》。 |
发表于 2014-8-5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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