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刘屹副教授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唐间中国信仰世界的变迁》(项目批准号为05BZS026),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这项成果选择从中古道教的视角来观察汉唐间的中国信仰世界。
本土信仰与道教神格地位的变迁
这项成果选取的代表性个案是太一神格的变迁。本土信仰以“敬天”为信仰核心,“天帝”的崇拜自商周以降一直延续。到汉代,南方楚地的太一神,一度取代周秦传统的天帝信仰。在汉代信仰世界中,承担开辟天地、创生万物的大神,是太一而非盘古。太一在汉代信仰中具有多面性的表现,不同地域文化中对太一的认知和接受,以及表现形式都会不同。这项成果还尝试从汉画像中辨析太一的形象,并考察了汉末以后太一神格地位的升降变迁。
元始天尊是在道教独有的气化宇宙论的前提下,超越汉代的太一神和天帝地位而形成的道教新的主神;天师张道陵在中古道教中是一个重要的辅神;窦(豆)子明是南北朝唐初经教道教中的一个听法仙人,其原型是汉晋仙道传统中的陵阳子明。从元始天尊、张天师和子明这三个道教神格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中古道教在建立自己的神格体系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路径:其一是对传统宗教的神格进行不断的经教化,如子明;其二是将道教的基本信仰核心与佛教教义糅合出超越以往一切众神的新的至尊神格,如元始天尊。而张天师就是在道术传统和经教传统居中转承的一个象征性人物。
从地域关系看中古道教历史
首先是早期道教史上的“东部传统”和“西部传统”问题。早在永嘉之乱前,江东地区就应该有“天师道”组织的存在。而其时其地的“天师道”,未必是从巴蜀汉中传来的“西部传统”五斗米道,很可能是东部滨海地区旧有的太平信仰的传统,即“东部传统”,也是汉代本土信仰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果进而重点分析了晋宋时期所谓“奉道世家”的材料,推测高门士族的“天师道”信仰,应是来自战国以降东部滨海地区的仙道传统,而江东土著士族和晚渡伧荒士族的道教信仰,则应来自东部地区既有的基层民间信仰。中古经教道教就是“西部传统”和“东部传统”融汇形成的。
考察六朝道教时,最重要的地域视角则要转换为南方传统与北方传统的关系,亦即南方经教道教的传统是如何影响和改造北方道教的。《姚伯多碑》是著名的关中道教造像碑,属于北朝道教的产物,但碑文却反映出在5世纪末、6世纪初,关中道教已明显受到南方道教经教的影响。成果通过对碑文所载姚伯多家族历史的重新考察,提出姚氏家族并非以往学者认为的是后秦羌人姚氏,而很可能是从南方迁来北方的汉人。这对于解释碑文中的南朝经教因素的来源,是一个新的思路。
道教与本土信仰、佛教关系的界定
通过考察晋宋的天师道如何继承汉代《太平经》的传统,可知在东晋时,天师道对汉代的太平传统有一些排斥。从刘宋开始,道教对《太平经》的态度逐步转好,乃至到南朝后期成立“四辅”时,还单独为《太平经》设立了“太平部”。汉代《太平经》应该被看作是传统宗教信仰的代表,而非纯粹的道教经典,经过六朝时期的排拒与容纳,最终成为经教道教体系中一种对汉代传统的象征性继承。成果通过考察汉晋宋时代的“化胡经说”,阐明道教如何看待与佛教的关系,也是道佛关系“由合到分”的开始。通过对中古道教“中国”观念变化的讨论,则可看出受佛教影响,道教的“汉地”与边夷、外道观念的转变,这也涉及到中国历史从中古向近世转变而带来的中国人世界观与天下观的转变问题。
专家点评:
这部著作的优点是把研究重心放在几个重大问题上,而不是笼统地描述大的历史轮廓。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批判参考了国内外同行的研究特别是最近的新成果,这使他的研究从出发点上就具有高屋建瓴之势,讨论的都是学术界的前沿问题,从而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学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