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谋略、儒家与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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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5 16:39
标题:
谋略、儒家与中华文明
我国儒家的政治理想可以概括为：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原则与立场上讲毫无破绽，格物就是肯定实事求是寻求自然根本，信仰崇高，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真为众妙之门均在此也。千百年来激励着每一个优秀有良知的知识份子，每个中华帝国的知识份子也自觉不自觉走上这条职业发展的路线。外衣是儒家，因为他柔软，内核是法家，然而大家要知道，法家不是法治，而是权术之法，是皇帝候王的驾人之术，所以内法外儒，实法而虚儒，没有正义是非，只有强者为王，正奇结合，不循规则。
天下有一理不知,为学人之耻，这是儒家的精髓。不过,历代文人对科学与数理逻辑的重要性没有看透彻, 乃是中国文人大大的遗憾之一，往往也被统治者所弱化，统治者喜欢利用儒学的谦逊与忍让，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无奈。 周恩来年轻的时候写诗：邃密群科济世穷,正是对中国文化的反思。 周恩来那诗的后两句：“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也很有气魄”。
我个人认为中华民族是个谋略民族、权术民族。在这里我主要从谋略的观点分析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因此，可能会给人否定传统文化的感觉。其实，我对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是主张继承的，对糟粕方面是批判的，我对传统的东西有褒有贬，而且我主张以传统为基础、以现代文明价值观为核心来构筑“现代中华文明”，如果不能与传统结合，现代文明的宪政、民主、公平无法在中国生根长大，这就是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悲剧所在；相反，如果一味地推崇传统，文明之树上只能长出人治、专制、愚昧的苦果，所以要融通古今中西，重铸“现代中华文明”，这是晚辈的一贯的态度。
“格物、致知”这一词语首见先秦经典《礼记•大学》，是说求学八个阶段的初始两个阶段，全问是：“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格”、“物”这段话，在古代不难理解。我们今天倘要明白“格物致知”要把它放当时的环境下考察。但历代学者对“格”、“物”的理解也都是仁者见仁。
汉儒郑玄注解说：“知谓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这一说法缩小了“知”的范围，认为“知”仅限于“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而在《大学》中，没有这样的限制；同时颠倒了“格物”与“致知”的因果关系，认为“格物”是由“致知”所致。无独有偶，这样的观点也得到后人响应，例如宋代杨时即曾强调说：“致知必先于格物”。
在宋朝，“格物致知”被推到了更高的位置。朱熹说，要获得知识，必须考察事物，以求认识事物的理。任何事物都有理，任何人都有一定的知识。求学者应该把心中已知的理作为基础，进一步努力，以求达到认识的顶点。经过长期努力，会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好像突然之间明白了一切，这就是认识的顶点。
历史上中华民族表面上是道德民族，其实是谋略民族。谋略一词在英文中没有对应的词汇，觉得只能翻译成strategy或stactics，但谋略并不等于战略或战术，谋略的特点是不循规则、不择手段，它是正与奇的结合，有治国正道，也有出奇制胜；它还是道与术的结合，既有高瞻远瞩，又有权谋权术甚至阴谋诡计的东西。西方人喜欢读侦探小说，侦探小说应用的是逻辑推理，符合西方人的思维习惯；中国人喜欢读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中充满了毒气、毒招、暗箭，变幻莫测，防不胜防，无规律可循，这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四书”之一的《大学》里这样说：一个人教育的出发点是“格自”和“致知”。就是说，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用这个名词描写现代学术发展是再适当也没有了。现代学术的基础就是实地的探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实验”。他又说：“我觉得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但在研究学术中不可缺少，而且在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中也是不可少的。在今天一般的教育里，我们需要培养实验的精神。就是说，不管研究自然科学，研究人文科学，或者在个人行动上，我们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现在世界和社会的环境变化得很快。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为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我们要自己有判断力。
前些日子有所谓的国家形象工程的弃龙争论。一些反对者认为，西方的龙跟中国的龙不一样，中国的龙应当译成Long或Loong，以区别恶魔般的西方龙dragon。我倒觉得，世界各民族在远古的时候文化也是惊人的相似，中国龙与西方龙区别不大，只不过，龙逐渐成了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图腾，龙所代表的威严、力量、恐惧感、神秘性、变化莫测、见首不见尾，等等，早已化作了血液骨髓融进了中国人的灵魂躯体之中。龙的化身——帝王之专制与阴谋的政治，或者说暴力与谎言的政治，也早已被中国人所习惯；专制统治者的神圣不可侵犯、神出鬼没也正是龙文化的体现。不过，中国人却把龙看作吉祥物，又是舞龙，又是唱龙，因此现在也没有必要去强行改变龙的地位，作为折衷，以后可以将龙、凤凰共同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有成语：“龙凤呈祥”，“龙飞凤舞”，等等，龙与凤总是相伴出现的，也都是帝王或王后的代表，其地位可谓不相上下。但是凤凰（雄性为凤，雌性为凰）显得更为吉祥、美丽、温顺、和平，且有凤凰涅槃的故事，如果龙与凤凰共同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寓意中华民族在新世纪获得重生，凤凰也可化解龙的张牙舞爪的形象。以后可以称中华民族为“龙凤民族”、“龙凤子孙”、“龙凤传人”。
困扰西方人的是大自然的风云变幻，在战胜大自然的过程中，西方人发展起来了逻辑理性；困扰中国人的是人间的风云变幻，在适应激烈生存竞争的过程中，中国人揣摩出了谋略权术以及龙庭之术。
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谋略民族的原因是：
1、生存资源紧张。中国人口一直为世界第一。
2、人治、专制制度。人治、专制的特点就是非程序性政治、暗箱操作的政治，由此衍生出极其复杂的官场文化，人们推崇不择手段的“手腕”。
3、长时期的内战。有人统计，自B.C.841年“共和行政”、中国有确切纪年以来，中国55%的时间陷入了内战，譬如春秋战国内战就达550年。长期的战争磨练了中国人的兵法谋略的智慧。
4、中华文明是大陆型文明、农业文明。由于土地不能移动，中国人依家族、村落长期居住在一块，人口没有流动，而且，小农滋生了专制、官本位，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成为谋略、计谋产生的沃土。
5、世俗的犬儒文化。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各大民族中少有的非宗教民族，我们几千年沉溺于福禄寿喜，沉溺于世俗的吃吃喝喝、功名富贵，没有超越世俗的理论，几乎没有“道”，只有“术”，有的只是一个个工于心计的猥琐的臣民，犬儒在专制的情况不断恶化，犬儒大行其道，真实则无人问津，不真实则不能格物，其他便无从谈起，所以不仅儒家的政治抱负无法真正实现，也离逻辑推理与科学日益走远，没有真实和逻辑便不可能诞生近代科学。
中国人的人生是谋略化的：中国人往往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外表与内心最大程度地背道而驰。古代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往往具有仕与隐（当官或者退隐）、入世与出世的两面性，一方面入世：吃文化，福文化，富贵文化，功名文化，家庭文化，官本位文化发达；另一方面出世：时刻想着功成身退，急流勇退，李白称：“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苏轼称：“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中国人在官场的时候想着退隐，是为了避免专制政治中的兔死狗烹，是为了躲进精神的避难所。但是，中国人并不是像印度人那样悲观厌世，真的出家，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乐观民族，有的哲学家概括为乐感（乐观感性）民族，古人在隐居的时候又像诸葛亮躬耕南阳那样，时刻关注天下大事，时刻准备出山，治国平天下。这就是所谓的“以在野之身应在朝之命”。诸葛亮说：“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孔子说：“隐居以求志”。可见，中国人是脚踏入世与出世两只船，随时转换，谋略化生存的，所以，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中国社会也是谋略化的：中国社会的辩证法是物极必反、物壮则老——事物壮大了，就会走向衰老。由此，中国式的逻辑是做事要从反方面开始，以达到正面。老子说：“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领导者要表现出大公无私，才能成全他的私欲；“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只有不与人争蝇头小利的人，最后天下谁也争不过他。
不仅中国人表里不一，中国社会也表里不一。古代中国“以德治国”，实行“德治”，但现实却愈加成为“无德之国”，为什么？因为人治制度假设人人都是“君子”、“性本善”，但官员们却做不到，不仅做不到，基本上还受不到社会大众有效监督和制约，于是“口头上仁义道德，实际上男盗女娼”，所以，“君子之国”自然就会演变成“小人之国”，也就是说，在没有民主监督、法治规则的情况下，社会将走向它所预想的反面，这就是社会的辩证法。所谓中国是“道德之国”，其实是“谋略之国”。
谋略民族是没有真理、正义的概念的：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极少有人坚守真理、正义？自古以来，中国人只有“正气”观念——为社稷、为皇帝而献身的观念，却没有客观的“正义”观念。有人问孔子，儿子偷了羊，父亲是应当揭发还是隐瞒呢？孔子说：应当隐瞒。孔子所谓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都属于人间正气意识。庄子说：“齐是非”——“是”等于“非”，“非”等于“是”；白居易说：“脸上除去忧喜色，心中泯灭是非心”，郑板桥经历了人治的宦海沉浮说：“难得糊涂”，这些都是中国人没有真理、正义意识的表现。在人治的专制的国家“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强权即是真理，当然没有正义的容身之地。
谋略还表现在中国人的境界方面：西方人征服大自然，追求知识；中国人征服人间社会，追求境界。冯友兰分境界为四个层次：本能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我称之为“宇宙境界”：是超越道德、功利的境界；在宇宙境界中只需要做平常事，“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最高境界的人只是如同常人，顺应世俗，外圆内方，“平常心是道”，“佛即在家中”；“大谋不谋，大智不智，大勇不勇，大利不利”——最大的谋略是没有谋略，最大的智慧是运智于无形之中，最大的勇气是不逞匹夫之勇，最大的利益是不争夺蝇头小利。
中国兵法更是充分表现了谋略：亚历山大大帝反对诡计，西方军事家在近代之前甚至反对偷袭。但是，中国的兵圣孙武却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远而示之近，近而示之远”；“兵以诈立”，“上兵伐谋”，“利而诱之”，“出奇制胜”，“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中国哲学文化也处处表现了谋略：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家始祖鬻子说：“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文子主张：“应时权变”，顺应时代，权谋变化。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总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的，柔弱正是“道”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所以，“曲则全”——委曲求全，抗日的时候汉奸多如过江之鲫，人们的哲学观即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而韩国人“韩奸”却很少，这不能不说与文化有关。
古代中国的政治也是阴谋诡计的谋略政治：专制主义政治的特点是，政治斗争不循规则，不择手段，暗箱操作，实行非程序政治、阴谋政治、谎言政治。中国的政治文化是儒法互补的，公开宣传的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实际使用的是法家的阴谋权术，中国的法家也绝非大众参与的法制，而是人治的御人与谋略的合成。韩非子说：亲戚妻子，可以作为人质；对于大臣可以“行饮食”——在食品中偷偷放毒。鬼谷子说：“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圣人暗箱操作，愚蠢的人张扬外露；“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圣人暗地里谋划，所以神乎其神；成功于阳光下，所以光明正大。鬼谷子还说：“欲张反敛，欲高反下，欲取反予”——想张开反而要收敛，想高高在上反而要置身下层，想夺取反而要假装先给予。比如，楚汉相争时，韩信趁机要当“齐王”，刘邦听后差点大怒，幸亏张良暗中踢了他一脚，刘邦马上改怒为喜，立即封韩信为“齐王”，派人送去玉玺，如此稳住了韩信，成功地消弭了一次分裂。等到刘邦夺取天下之后，韩信则死无葬身之地。
古代中国的经济管理也是高度重视谋略的：商家之祖范蠡原是越国大夫，辅助越王勾践复国后被越王猜忌，他于是下海经商，“三致千金”——三次成为千万富翁。范蠡用的是“计然之策”，“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天旱时花钱造船，发大水时花钱造车。这与普通的人的做法正好相反。范蠡正是靠着先人一步、不与人趋、反向思维而经营成功的。另外一个商祖白圭认为商人的素质是“智、勇、仁、强”，“智”表现在“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也是反向思维。司马迁也说：“富者必用奇胜”。
中华民族成为谋略民族的危害是：政治上无规则，无程序，无法治，暗箱操作，不择手段；社会上无真理，无正义，无道德，无信用可言；人们表里不一，言不由衷，人际关系高度复杂，内耗巨大。
如何从谋略民族向法治国家转变呢？我想只有如此：
第一，藏富于民，个体上没有财产的私有存量，就没有现代文明，就没有现代政治。从现实上来说，没有个体上财富的存量，就没有资源控制权的分散，也就失去的人体独立的经济基础，那就没有和权力制衡的基础。只有民富，有一定经济基础，个体才不会被他人所控制，不怕资源的控制权掌握在不是一个人的手中，不是全部在政府的手中，而是掌握在广大人民的手中，才能够打破官本位，建立起讲规则的公平的市场经济。
第二，要不断地完善法治，兑现宪政。胡温政府十分重视法治，宣布要建立“法治政府”，这是一个进步。尽管我们现在人治还是主要的，有的时候法治只是一个手段，它是为人治服务的，但是我们要努力不断地减少人治，把原来掌握在各级官员手中的权力逐渐交给市场。现在我们国家制定了《行政许可法》，各级政府都必须按照行政许可法，放松管制。
第三，建立公开的政治，透明的政治，讲规则的政治，讲程序的政治，政务公共，接受社会质问。发达国家90％以上的信息都是向人民公开的，所有的老百姓办一个很简单的手续就可以查阅政府文件，官员不能阻挠，否则可能被判刑。发达国家权力机关的会议，除了极少数涉及国家的核心机密之外，所有的会议都必须公开举行，老百姓可以旁听。只有公开、透明、讲规则、讲程序的政治才是非权谋的政治，才是现代政治。
被誉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之父”的英国学者亚当•斯密，最早提出了中国的“停滞性”问题：“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 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劳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处于停滞状态了。”这一观点看起来似乎十分荒谬。而这一观点却在只有7岁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头脑 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后来，他终于则从哲学的角度具体指出中国人这种停滞的特征：“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任何个性可言，从本质上讲中国历史不能称之为历史，它 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不可能由此产生任何的进步。
或许真的要经过100年的脱胎换骨，中华民族才能从谋略民族凤凰涅槃为法治国家。 然而近代社会之前知识对生产力的贡献不大，所以谋略民族发展就占优势，当知识发展到电气与核子时代，数量反而没有质量重要了，小小的核子里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一百万人有的时候也抵不过一颗原子弹，人们终于惊醒了，科技的力量从未如此强大，以此社会伦理学的研究也从未如此迫切，科技对生活的贡献与推动也从未如此迅速，在社会大众与伦理的合理约束中，循序渐进地合理突破固有思维，发展也比较平稳，从此进入宪政时代。 而谋略民族则越发被抛在身后；因为社会上的阶层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不承认，但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存在，这里就有了利益对抗与和解的问题，由于没有宪政传统，社会各阶层利益达不到有效调节的时候，没有一个合理平衡与和解的政治机制，到了忍无可忍，便撕去善民的伪装就无需再忍了，谋略便可以将其毁灭，并奉以天理之需，最终崇尚谋略的本性将导致不是一个文明代继传承，是一个没有实际科学与社会进步的循环，乱，治，乱治，从历史统计上看，B.C.841年“共和行政”、中国有确切纪年以来，中国55%的时间陷入了内战，譬如春秋战国内战就达550年。看有点统计规律的意思，几乎乱与治在大历史角度各占一半。张养浩曾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感慨：“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鲁迅也曾长叹“城头变化大王旗”。杜甫也在《兵车行》中叹息：“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统治阶层是有组织的，民众是不允许有组织的，看了古代的士人与皇帝老儿，早就知道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所以从古自己中国都要限制民间结社，即便口头认可，但实际也常常打压带有政治色彩的社会团体，然而孟子千年前就看明白了一个事实“水可载舟，可以覆舟”的道理，然而自古“儒生”把这种人治的政治悲哀用迷信的包装给从新包装起来，因为这是个真理，没有和解机制，必将循环往复于“治”、“乱”之间，虽然短时人治会很富裕，但大历史角度看，绝大部分创造的财富全被毁掉，尤其进入现代社会科技与教育对社会的发展愈加重要，所以大历史角度看人治是不如法制的。人治也就是大家听从一个人体的个人意志，而法制则是大家听从社会的公众意见（也就是社会大众的良知）；所以人治的昌盛最长也就是一两代人（人的生命极限），而真正的法制却可以不断吸取有价值的思想体系，在缓慢的渐变中、在批评和质疑声中不断地进步。
所以我们应该从新审视各位先人，应该树立老子、墨子、孔子三位一体，他们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精神先圣。其中老子是尊崇真理的先圣，墨子是尊崇真实的先圣，孔子是尊崇真诚的先圣。
人治的对个体的压迫与压制足以让个体心理达到变态与扭曲的程度，对有能力和才华的人尤为敏感，这也就是会经常抢打出头鸟的政治原因。人治都是假设人是善的，所以强调道德的感召，社会大众的良知对小人行为却常常力不从心，不断地没有底线的纵容就是一种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所以善良最后反而走向其反面邪恶，这是深刻的社会辩证法，而法制社会先小人，而后君子，鼓励批评与质疑原有学说，用实践不断纠正科学和社会的发展途径，随后反而走向友善，这也就是在人治与大陆法系国家，如果没有政府强行监管与介入，股市投机浓厚和不断崩盘的文化政治原因，因为一个好的股市需要两点就是信托责任与真法制（社会大众的良知主导社会发展），而一个强调谋略与人治的民族，向来是将社会阴暗面藏起来的，结果阴暗面如同发霉的食品，越来越发霉，发霉的部位也越来越多，然而此时佛教又来到中国教人心善，也就带走了仅有的一点点质问与指责，最后宽容的无底线论便红遍大江南北，于是乎小人便可以得到宽容，于是乎原则的善与宽容反在不断地纵容恶与邪气，社会又一次便辩证地走向了它原则的反面。
所以中国历来不缺乏优秀的人才，但结局都是小人得志，不得不说是一种人治社会的悲哀，所以你看人治社会宣扬什么，最后长期后就会走向它的反面，也许这并不是人们的初衷，但却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辩证法的道理。
唐有李白、杜甫，宋有王安石、苏轼，明有张居正、袁崇焕，清有李光地、姚启圣、明珠等等才华横溢智利超群，颇有胆识与政治信念，但最终的结果，都是可悲和惨痛的，也可以说可悲之处不是本人，而是社会的深层次原因，由于儒家的政治信念是好的，但同时又融入了佛家的宽容未必的理念。
儒家的政治理想可以概括为：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原则上讲毫无破绽，格物就是肯定实事求是，信仰崇高，千百年来激励着每一个优秀有良知的知识份子，每个中华帝国的知识份子也自觉不自觉走上这条职业发展的路线，然而这里却加入佛与儒的无底线宽容，不要小看这个无底线宽容，无底线宽容加上人治的社会理念，最终注定了千百个儒生的悲惨结局，他们面对着的是强大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可以说他们的矛盾性悲剧，源于“为了理想，必须积累能量；为了积累能量又必须放弃理想”，对于一个有人格理想的知识份子放弃人格与理想，莫过于是儒生们最大的内心折磨，就好比一个宗教狂徒突然听尼采说“上帝死了”，那种悲痛对它的打击要比死亡还要痛苦和难受。
我们就看看苏轼，苏东坡的个人悲剧的深层政治历史原因吧，先介绍一下苏大才子吧：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他是欧阳修以后的文坛领袖，多才多艺，诗、词、文、书、画都是一代大师，著述十分丰富。他父亲给他起名字的时候的希望它做个“轼”了，什么是“轼”那，就是古代车前面的一个把手，一般只有在路途颠簸的时候用来扶持一下，一般情况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他父亲希望他做个“轼”，深知人治社会的险恶，深知“狐狸、老虎和大灰狼的故事”，别太显露才华，因为愈加其罪何患无词啊，别招人妒忌，被人陷害，但最终有政治信念他，还是没有逃过此节，被政治斗争打击。晚年的他，身心疲惫，与其在朝廷里口水来口水去，一点都解决不了问题，这就导致大多士人在厌倦政治后，退隐江湖，调到地方为百姓作些实事。
他是一个有思想敏锐与政治觉悟的儒生，不像一般文人只会吟诗作对，他是一个有执政能力、体恤民生的官吏。他深入民间，明白民间疾苦，想要用自己毕生的才学济世度民，然而，儒家的政治信念在无底线宽容和人治的社会结构中，必将经历悲惨的一生，“为了理想，必须积累能量；为了积累能量又必须放弃理想”的这种痛苦足以打击儒生的政治热情，让他们面对官僚集团力不从心，专制的人治社会无法实现与皇权对抗，所以即便是明君，皇权也是不可亵渎与抵抗的，所以首先在这种环境下儒家的第一条准则，格物便实现不了，因为一旦认真格物，就是要讲真话实事求是，然而人无完人，君主又大多无道，所以君主与皇权是不可质疑的，进而格物的理想也很难实现。修身是在格物的基础之上进行实事求是地提高自我修为，这个过程由于无法彻底格物，进而使得修身变成了明身自保，也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进而无法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去彻底地齐家、治国、平天下了。这不得不说是儒家的悲剧所在，所以历史上凡是真正按照儒家的基本原则去干的话，无底线地宽容与人治社会就会架空其一切政治信念，所以对儒生们最有利的便是有选择的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明身自保，然后任何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让其放弃其政治信念都是及其痛苦和难受的，可谓是一次反向的“凤凰涅槃”，最后蜕变的儒生便将这种无奈之举说解成“成熟”，不能不说是一种内心深处的痛苦，然而一个人的政治信念是不容易改变的，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士人集团便会举起“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大棒，进行最后一博，然后历史证明，士人集团与宦官集团、贵族集团的政治斗争中并没有讨到一点便宜，往往还处于下风，这就是皇权与贵族组织的强大威力，所以无论人数怎么多，没有组织也都将是桌上一层粉沙，大风一起，便吹灰湮灭了，到了近代我们发现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组织的兴起与联合告诉了我们组织才是力量的源泉。所以在近代资产阶级兴起之前，士人阶层，作为一个阶层，大多都是外表富贵，然而内心大多感慨、痛苦，内心的挣扎与任何毒药都难以下咽，然而历史就是这样无情，悲惨地过滤掉了一批又一批的士人，也许他们痛苦过，彷徨过，但绝大多数只能选择向皇权低头，不过历史中也留下诸多有人性闪光的人物，例如苏轼。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教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家，母亲程氏是有文化明大义的女子。少年苏轼在父母的培育下，勤奋好学，博通经史。他成长在一个表面承平而内里各种社会矛盾渐趋尖锐的时代。这时代一方面号称“百年无事”，经济文化都有相当的发展，可谓“鼎盛”；另一方面又是既有辽、夏入侵的外患，又有豪强兼并、人民困苦不堪的内忧。社会危机四伏，积贫积弱的形势日益严重，改革的呼声，在士大夫层中渐次高涨。苏轼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气氛熏陶下，受儒家经时济世思想的影响，早年即立下用世之志，以身许国，并主张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进行改革。他二十一岁随父入京参加进士考试，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与弟苏辙同科及第。时父苏洵也深受重视，父子三入，一时名噪京师。
苏轼中进士后，二十五岁卜父、弟再至汴京。授他河南主簿，不赴。二十六岁参与制科考试，得次三等，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从此踏上仕途。苏轼在风翔三年还京，差判登闻鼓院，又授直史馆。因父苏洵病故，回乡睁丧。三十四岁再到汴京，判官告院。这时王安石正推行靳法，苏虽也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状况，但在变法思想上与王安石柠在分歧。他不主张遽变，反对“求之过急”，于是接连上书抻宗，反时王安石变法方案，于是引起王安石一派的排挤。苏轼为了远身祸，求为外任，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苏轼出京作地方官，勤政爱民，尽心职守。八九年的时间，他撮然辗转迁徙，但每到一地都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免租税，体察民间疾苦。而对于新法实行中的一些流弊，也“不敢默视”．后因“托事以讽”写了一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言官何正臣、舒宦、李定晦人弹劾为“包藏祸心”、“指斥乘舆”，于是在湖州任上被突然逮捕送交御史台论罪。从元丰二年七月被押，到十一月释放，苏轼在狱中倍受诟辱，几置死地，幸得多方营救，才得贬出。这就是有名酌“乌台诗案”，苏轼生活、思想与创作也从此开始了巨大的转折。
苏轼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陈副使，但不得签押公事，近于流放。他因经济困难，申请城东坡荒地，躬耕求食，自号东坡居士。黄州五年，苏轼思想转变很大。一方面他没有放弃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继续关心国家政局，因壮志难酬而苦闷；另方面他闭门思过，消极彷徨，又时时向佛老思想去求解脱。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怀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或雄健豪放，或清旷淡远，成为他一生创作的高峰。元丰八年，神宗病故，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政局发生变化，起用旧党人物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史称“元枯更化”。苏轼即被起用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但苏轼对待新法，又主张“参用所长”(《辩试馆职 策问札子》)，反对执政大臣们：的全盘否定新法。这种注重现实利害的精神和耿直态度，又和司马光等旧党人物产生分歧。司马光病死，苏轼为旧党官僚所忌恨，又要求外放，于是在元祜四年三月又出知杭州。苏轼十五年后再次至杭，“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杭州谢表，)。他勤政爱民，开浚西湖，赈济灾民，兴建医坊，为百姓作了许多好事．
至元枯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京都。入朝后本拟有所建树，不料又为旧党贾易等诬陷，心情郁闷不愿留在京城，于是又上书请求外放，不久便被派知颍州，后又改知扬州、定州。 苏轼从黄州被召还，第一次在朝期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他为国家振兴积极荐举擢拔后进，于是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才士云集京都，一时文坛兴盛。苏轼俨然成为文坛盟主，为北宋后期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旧党的支持者高太后病死，哲宗执政，又恢复神—票薪荏；于幂新党人物又纷纷上台。但这时的新党抛弃了王安石变法的精神，将打击“元枯党人”作为主要目标，于是旧派人物纷纷遭到贬斥。王安石变法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政治运动，蜕化为争权夺利的党派之争，苏轼竟成为党争的牺牲品。他被挤出朝廷，先是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未到惠州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到惠州安置。苏轼在惠州度过两年谪居生活，虽是衰迈之年，处境困顿，仍然关心人民，积极发展农业与兴修水利，为改善百姓生活不遗余力。绍圣四年苏轼已六十多岁高龄，又被改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被流放到海南岛。当时海南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极端艰苦，“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每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侔书》)。但苏轼不戚戚于个人忧患，积棋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才，一直朴朴工作到最后赦还。远贬惠、儋时期，条件最为艰苦，但苏轼思想旷达，随遇而安，并没被困难压倒，反而出现了刀次的创作丰收。这时期他写了大量的和陶诗与书札散文，诗风恬淡、超拔，精深华妙，反而成为苏轼一生创作的最后锦绣。
元符三年，鞭宗继位，苏轼获赦北还，海南父老“执手涕泣”(《遁斋闲览)。剪杜过大庾岭时，有“问翁大庚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的躺慨，还胆回朝再竭忠诚．不料行至常州病死，结束了他宦海升沉的卜生。苏轼的思想主要是尊崇儒学，迫慕韩琦、范仲淹、富郑、欧阳骼等政治与文坛元老，有用世之志。他关心国计民生，揭露时弊，曾氍出巩固中央、改革官制、解除边患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他在幂州领导军民防洪救城．在杭州疏浚西湖．筑堤引水．开设瘸坊，抗策减税。直到远贬惠州，仍“疾苦者畀之药，殒毙者纳之富。皋率众靶桥以济病涉者”(苏辙《墓志铭》)。苏轼一生积极人世，是封建时代仁政爱民的清廉官吏。但苏轼早年也接受过道家思想的奉响，喜敢《庄子》。入仕后，由于政治上不断受挫折，佛、道思想影响加深，竟成为他寻求解脱政治苦闷的工具。他通判杭州时，经常出入佛司，拜访名僧。黄州五年，他的佛老思想更加急剧发展。但是直到远贬惠、儋时期，他仍然有用世之心。以儒为主，融合佛老，进退行藏，禾施不可，这就是苏轼一生的思想状态。这种思想境界表现在文学佛作上，既有对现实的批判，又有人生如梦的感喟，也有潇洒自适的抒情。苏轼作品内容的复杂性．正是他复杂思想的表现。
我们走过了苏轼的精彩一生，面对如此可爱的一位有信念的士人，多少有些遗憾；生活中他也是一位有情有意的丈夫，他在18岁与15岁的妻子王芙成婚，陪他度过了寂寞的寒窗苦读，为他红袖天香，不仅仅是一对少年夫妻，更是一对成长的伴侣，她的妻子是一个特别聪明、机敏、有学识的女性，然而人生无偿，世事难料夫人身体不佳，在26岁便抱病开封，他的这位妻子不仅貌美温和，然而确也是才华横溢，苏轼管的是国家大事，天下兴亡，而它的妻子看不了那么多，只关心身边的小事情，然而现实中，身边没有那么多的大事，都是由小事构成的。有的时候很有意思，你看苏轼一流的大才子，能区分开什么是好文章，什么是坏文章，却看不清什么是好人和坏人；但缺少基本的生活常识，不会待人处事。他做官后，有一次有人来拜望他，他的妻子躲在屏风后面仔细地听，过后，妻子说他这样的毫无原则，你说什么她就迎合你什么，这样的人你勿要和他来往过深，苏轼想“你当官，还是我当官”，还有一次，这个人是自来孰，第一次见面，就好像和苏轼是深交一般，妻子就和他说，这样的人来的快，走的也快，不能当作挚友，挚友是没有关心利益的；他的妻子经常和他说，现在你父亲不在你身边，可没有人提醒你，你做人一定要慎重，此时他已经忘记他父亲给他起名字的时候的意愿做个“轼”了，但最后晚年的时候，在给她夫人写的墓志铭里面，承认他的妻子全都说中了，他感到当时年轻气胜，很是惭愧。他的父亲当时就说，你这个夫人同你同患难，病亡了把她与你的母亲一同并葬吧。苏轼在其40多岁的时候，已经历经宦海的风波，她的妻子对于他是非常的重要，有天晚上他做梦梦见妻子，非常地伤感，写了著名的悼亡词《江城子》，来悼亡其亡妻：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使，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料的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正如北师大的康震教授所说：十年的阴阳隔绝，都没有断了苏轼对她的第一位妻子的深情，夫人远葬在了四川老家眉山，在业无法和他相距，千里孤坟，都无处话凄凉啊。而他自己现在，在找一个可心的人、知心人，把心中的苦闷讲给她听，那是不可能了，再也不会有人，有意的躲在屏风的后面偷听他和客人的谈话，为他牵挂，给他劝慰。这个时候他和她的夫人再见面，他已经变了样子，不再是那个十几年前才华横溢的翩翩少年，而是一个“尘满面，鬓如霜”的中年。这些年的宦海风波，这些年来的一次次坎坷，让他一次又一次地想到，他的亡妻王芙对他来说是多么的珍贵。他晚上梦到她的妻子，永远的留在他脑海当中的就是那个“小轩窗，正梳妆”的妙龄妻子；“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见了面之后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有不停地苦，不停地苦，为什么啊，千言万语都说不出啊。
以儒家开头，现却说到苏轼，我也想不到如此套路，不过生活既是如此之分辩与无奈，世事也如此妙不可言，于是乎潜规则是真谛，明规矩变为幌子，于是中华历史便进入了不断的循环往复，忘记了世界还有创新与文明的延续进步。几千年来我们不断砸碎，不断新建文明，但得不到接力棒式的延续，知识与物质财富不能有效保存，所以我们离开明和进步便越来越远，直到有一天我们将近快被外敌彻底地征服，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了落后与无知，看见了愚昧与自大。这个古老的帝国，你还能否搭上现代化的便车，不仅仅是器物上的进步，更是思想上的进步，我知道自己渺小，不足以看清这个拥有沉重文化积淀的民族，也难免孤陋寡闻，然而我读历史意外发现明代有个高僧叫方以智 ，他有一本哲学专著《东西均》，虽不能尽善尽知其内涵，但也能知道，他是继老子之后，中国少有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虽然大多数人不知道他的存在，不知道他的哲学思想并不输于晚于他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但可悲的他却被无情的打压，不得不说是一件可惜的事情。什么叫大智慧？真正的大智慧，是“仰望星空”、是“拷问灵魂”。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没有仰望星空的人物，这个民族将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国不乏仰望星空的民族精英，但是他们统统逃不出被压制、被淘汰、被驱逐，被杀戮的命运！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就是一个没有原则，没有道德底线的民族，就是一个没有创造性思维的民族，就是一个“逆淘汰”（劣胜优汰）的民族，就是一个自宫的民族。纵观中国历史，总是谁卑鄙，谁无耻，谁得势。成者王，败者寇，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帝王不是恶魔。这样一个已经丧失了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学习他人的基因的民族，会越来越聪明吗？ 我很着急，但我也很平静，平静地看着历史艰难地翻过一页，共产党人你能把握好这个力度吗，我们期待着。
在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社会里，在没有真正信仰的犬儒社会中道德往往是脆弱的，专制必然导致喜欢虚假不追求真实，无论是在上层社会还是下层社会，最后都将导致犬儒的泛滥，因为专制下，犬儒的思想是对个体最有利的。犬儒不是国人的专利，17世纪的英国18世界的法国也如此。
只有社会大环境真正地追求公正，以整体社会的综合收益为最大目标，在以民意为导向的法制化游戏规则下你不敢大欺小、强负弱，如此，诚信才能站稳，真实才能为人所喜欢，虚假才能造人抛弃，之后创新才能抬头，官僚主义才能受到抑制，否则官僚主义下的学术不会有大的发现，顶多只是重复和剽窃一个没有学术自由、不求真实的环境是绝对出不了大科学家的，例如笔记本电脑他们会觉得是个很好的发明，然而戏剧的是他们会抵制产生伟大发明的思想土壤，很简单因为新的学说有可能动摇既得集团的根基。这个时候诚信、追求真实与真理才会对个体最有利，这个时候人们才会觉得犬儒原来是这样糟糕、恶心。
但这个需要思想启蒙的过程，需要有最先一批揭露社会弊端的扒粪者，政府肩负起维护机会均等和维护社会公正的义务，政府有让国民免于经济匮乏的义务，让其有机会不断参与竞争。“五四”喊了一百年追求德先生、赛先生，追求德先生、赛先生有没有错，没有错，但很明显没有看到要害，所以今天犬儒反而更为盛行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原来只是一个国强民富的结果而非原因；
追求真实与社会公正才是进入现代社会、建立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条件，之后才能谈谈主义，否则一切好的主义与制度构架，不管多么有可操作性，都会被这种可怕的犬儒氛围给架空和蚕食掉，想象吧在一个犬儒盛行的国度里民主的结果必将失真，因为这种槽糕的环境是不允许犬儒选择真实，那样损失太大了，所以是最终只能选择说假话和大唱喜歌的以保证个体利益最大化，既然民主的威力在于体现真实民意，而在专制护航的年代，民意与军队相比是脆弱的，真实会被强奸，此时民主并不能得到真实的民意反映，所以此时民主也就失效了，专制之下法律成了玩弄法律的天堂，司法便忘记了立法原则，某些人自然可以堂而皇之用程序代替公正，用程序的不符合来否定你的申诉权力。
每天都在看着闹剧发生，仿佛把人们带回了17、18世纪的欧洲，让我们在重复一边他人走过的荆棘之路。其实在专制和犬儒下，一切美好的主义都不重要，因为任何可操作性的制度都会被犬儒精神给架空。所以只有社会崇尚真实，回归人性之后，好的主义和制度所带来的好处才能充分显示出来，而我们正在艰难地走向法制与真实，但这一切会很痛苦，会让因虚假而得到利益的群体利益受损，阻力大，或许我们自己都会受到损失，但这一切又不可避免，有的时候为了治病，就要暂时忍受生理与心里上的痛苦但我们必须走下去，一个真实与诚信/法治与民意主导的国家才能释放出巨大的活力，才能和谐。
古老的中华帝国，我喜欢你的传统文化，但你却不曾和谐，真心希望您可以开出现代之花，让我民众迈进文明的现代社会，也许只有继承性发扬了，法制化的游戏规则，权力的制衡，之后才会出现民主科学与创新，最后才能进步。
人类社会在思想认识领域经历了神秘的神学、注重逻辑的哲学和未来注重人性的人学。借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种说法，他认为在人类的第一个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到公元200年），几乎同时地在欧亚大陆的不同地区，如巴勒斯坦、希腊、波斯、中国、印度，出现了可称之为人类精神领袖的不同类人物——先知、哲人、圣人、佛陀等。笔者进一步认为，正是在这一个时期，人类同时产生了神学（古希伯来）、哲学（古希腊）和人学（古中国）。无论神学、哲学、人学，它们都是人类从不同侧面反思人性精神的学问，神学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哲学反思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力量、人学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它们各擅人性精神的一个侧面，各自成为一个方面的学问，但它们的目的却都是在关心人类的命运。近代西方哲学的诞生和发展即是显示西方人类理性力量的产生和强大，人类的理性精神即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理性精神并不是人类精神的全部，除了理性精神，人类还必须要有信仰的克己精神（意志）和仁爱的道德精神（情感）。人类理性精神、信仰精神和仁爱精神是三个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相互生发的人类精神的基元，在三者之间具有某种三联守恒的规律，即其中任何一者的过于旺盛或超越都势必导致其他二者的衰退甚至亡逸。从深远的意义上看，信仰的精神往往倾向于利人类群体，仁爱的精神往往倾向于利他（她），而理性的精神则往往倾向于利己。所以，当主张理性的哲学愈来愈蜕变并僵化为主宰一切的理性主义之时，人类的信仰和仁爱的道德便相应倒退甚至消亡。理性主义的过盛实质是利己主义的过盛。物极必反，人类过盛的利己主义事实上也愈来愈变得不再真正利己，甚至反而害己了。尤其当理性主义过于旺盛到消灭信仰、消灭道德之日。 而社会学科的目标应该是追求社会公正，所以我不建议含糊地将社会公正一并归入科学的内涵里，这样将导致很多的逻辑矛盾，因为人类社会是人与人关系的集合，如果将社会公正一并归入科学的话，那么将产生一种可怕的结论就是完全的精英导向论，这样就如ZHENGZI兄所说的重复历史的悲剧，导致占人数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没有话语权力与博弈能力了；进而任何善意的理论都有可能把社会真理（大众主导的公正）从“活的”大众口中剥离走，就是形成下一个历史“宿命论”的过程，这样一来“死的”善意就容易被人异化而用来耍-流-氓，所以忽视与远离大众“活的”动态判定的“死的”善意论理也就没有了真实的社会意义。
如果权-利依然来源于“死的”授予而非“活的”认可，那么它就依然是动物界强者的果实，而非文明人类的契约，那么文明就不会降临这个国度，而“活的”依旧无法成为一个实际的人---类。如果大家还没有去除我们脑子里的有毒语素，那就是必然将社会真理（社会公正）与自然真理（主客体一致性）所混淆，所以就会依然认为社会发展与自然界一样是有必然规律的趋势，那就是对“死的”权威的一种默认，而动物帝国的强者就会将“死的”规则变成自己权-利的来源，所以社会发展只能有目标，就是社会-公-正的建立，而不可能有必然的历史宿命，所以社会存在是由社会大众的意识决定，而不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否则这个国度就依旧是“动物王国”与“死的”所统帅下的奴-隶地域，想起这些我心里就难受。
主观唯心与客观唯物是通过人而联动性归一的；主观唯心需要依靠客观唯物来拓展与感受，而客观唯物又不惜依赖主观唯心来验证与体会。现实中还是有一些人，不去发觉使“活的”成为类的目标意识与手段，而还在痴心地寻觅历史的“死的”宿命，我们还是有许多精-英思维的人不明白当我们的所谓的社会理-论一旦超越大众，那必然就是谬-误，必然变成“动物帝-国”里强者手里的“权-杖”，如果我们不明白社会里真理是在民间大-众的这条道理，那么我们的所有思考的价值只不过是在变相地不知不觉地为“动物帝国”的强盗们塑造新的“权杖”来压制“活的”生灵。我为那些没有了悟的人感到悲哀，也许你们还没有意识到，你手里锤炼的社会领域的必然宿-命正在成为一个光面堂皇的鞭子。而我们又在那混乱不堪的语言系统依旧没有忏悔的意识，最可怕的罪-犯不是拿-刀的流-氓，而是缔造“死的”兵器的人，他们正是在社会的必然中意-淫-着、快乐着，而可惜的是不知道社会的真-理是在民间大众那里 。
从人类的历史看来，人类的大智慧曾诞生于古希伯来先知的神学、古希腊哲人的哲学和古中国圣人的人学。原初的神学、哲学、人学曾创造了东西方不同地区人类灿烂的古代文化，此外，在时间谱系上也展示了人类文化历史的大阶段。中世纪以来的新神学和新哲学在近代的一千多年中便已显然展示了人类历史中的两大阶段：封建神权社会和资本物权社会。这两个历史大阶段分别相应于官场化社会和市场化社会。到了今天的21世纪，神学和哲学都已相继死去，唯一尚留给人类一丝希望的便是将诞生新的人学，以及与其相应的信息（知识）人权社会。信息（知识）人权社会的内核便是释放思想，解放束缚，建立了全面系统的社会结构治理，从政治上的宪政，到公司中的公司治理，最后到信息社会的信息权限治理，进而预防人类社会的疯狂不利因素，在充分保障个体人的存在和自由的同时，用人本与人文力量来遏制个体生物学上的人恶的一面。社会在进步，美国和欧洲已经开始一脚踏入人本社会的门槛了，祝福我的祖国，希望您可以踏上这趟通往信息人权社会的大道。阿门。
我仿佛已经看到了一幅壮观的山水画，虽然遥远，但亲切，虽然身边的朋友们都说那是海市蜃楼，但我觉得那是真的，或许只是距离远些，我伸手够不到而已，但画的上面却清晰地写着：中华民族的思想即将迎来百卉竟开......
◆参考文献：
1、康震教授《苏轼》
2、胡星斗《中国问题学》
3、苏轼《苏轼诗集》
4、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5、方以智《东西均》
6、黎鸣 《西方哲学死了》
7、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8、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
9、哈耶克《哈耶克全集》
10、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11、张鸣 《梦醒与嬗变 戊戌百年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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