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有这解释有一共同点，就是有意无意地假定，仁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思想观念的对象来加以讨论和把握，而《论语》中仁所依据的生动复杂的语境和孔子时代儒家追求仁的特别方式可以被忽视。当然，处于非孔子时代的人们不可能在实在的（real）和完整的意义上体验到《论语》、《左传》、《国语》所表现出来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这也就是说，后来的研究者们不可能不做出某种化简（abridgement）或重构。但是，这种化简不应是伤筋动骨甚至是大卸八块式的，也就是不能是按照某个完全异质的观念原则的解剖与还原（dissection and reduction），以得到某种理解仁的主导因素，而应是在保持历史与文献的原本生命的前提下的提炼（refinement）。有没有这种“朝向事情本身”的态度和方法，于调查的结果往往会大有影响。从后一种进路看来，以上关于仁的“伦理总则”说、“现代忠恕”说、“爱之理”说、“同体”说、“同情推广”说、“无限智心”说等，都忽视了《论语》说仁在根本处的丰富性、人生情境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方法上的非还原性。比如，以上诸说都未顾及仁与语言、“知难”、“好学”和生存情绪（爱、恐、畏、敬、乐）的内在关系，而这在尊重《论语》的文本生命的人看来是不可容忍的失误。
孔子活着时确实激发起他的亲炙弟子们对他的无限崇敬和热爱，死后在所有研究和理解他的伟人们那里也激发出同样的感情，但他在生前死后都没有像世上大宗教的创始人那样在群众（the mass of mankind）那里激发出同样的崇高和热爱的感情。中国的人群大众并不像伊斯兰国家的人群大众崇拜穆罕默德、欧洲的人群大众崇拜基督耶稣一样地崇拜孔子。在这个方面，孔子不属于所谓宗教的创立者那一类人。要成为一个在欧洲意义上的宗教的创立者， 一个人必须有一个不寻常的、甚至是不正常的（abnormal）强烈的情感性。……中国人是将孔子当作中华文明曾产生出的最完美的人或人性（humanity）的类型，当作是真实意义上的中国人，就如同欧洲人将会将伟大的歌德当作是欧洲文明所曾产生出的最完美的人或人性类型，或真实意义上的欧洲人一样。像歌德那样，孔子的教养和文化素质使得他不可能属于宗教创始人那一类人物。[26]
如辜氏所言，孔子无论就其学说或其效应而言，都属于人，尽管是完美的、动人的，但还是一个“真实意义上的中国人”，所以他的影响是有限的或有选择的，当然这“有限”是一种高贵的、文化意义上的有限，或海德格尔心目中的那种刻划人的生存境域性的纯构成着的有限（Endlichkeit, Dasein）。而那些“欧洲意义上的宗教创始人们”则大不同，他们的学说和效应是普遍性的，因而能在“人群大众”那里激起“崇拜”（adore and worship）。仁与西方的道德、宗教的不同就在于，无论仁多么完满和动人，也还是属人的，属“文”的，属于教养或好学的，有自己的生活世界、趣味圈子或生存气象。不了解这一点，就没有领会孔子及其思想的独特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