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连的第一本主要著作是《过程还是创造》（process or creation (1989),该书是关于17世纪儒家哲学家王夫之的研究。他把王的著作称为‘中国文学的思想’。该书勾画了后来著作中不断挖掘的主题和使用的“对比”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学术成果可以被看作是前后一致的、连续性的。于连认为中国思想不仅和欧洲思想有根本的不同，而且往往远远优越于欧洲。因此，以“过程”的概念而不是“创造”的概念为开头，中国哲学摈弃了笨重的存在困境，因而也抛弃了形而上学。该书为他赢得了野心勃勃、前途无量的年轻学者的名声。在处理了上帝的问题后，于连转向了艺术。在《称赞平淡》（in praise of blandness (1991)）中，于连认为用中国美学标准衡量的平淡朴素，即使它似乎预示着“风味的缺乏”实际上优越于任何风味，因为它对于所有潜在的变化都是开放的，甚至对于可能的“内在的解脱”。在美学和在哲学上一样，中国获得了超越欧洲的优雅胜利。
1992年于连在《势：中国功效的历史》（the propensity of things: towards a history of efficacy in china）处理了另一个宏伟的哲学话题。“势”这个字是意义非常模糊的，字典里的定义包括‘力量，影响，权威，力量，方面，情景，条件等’但是于连的解释并不因为他的翻译“propensity”更容易些，这个词据说从莱布尼兹（leibniz）那里借用的术语。第二年，他的《无所不在的人物》（figures of immanence）提供了‘奇书中的奇书’---《易经》的哲学阅读’。这里，中国的内在性对应于西方的形而上学，在对比中再次占了上风。于连说，《易经》和欧洲人思考形成鲜明对比 ，因为它创造了一个不需要求助于神秘或者抽象概念的对世界的认识，而欧洲思想则集中在上帝。但是，中国早期哲学的优越性被于连再次通过希腊化或者欧化的术语进行自由解释。这是矛盾的，因为他坦率承认的思想策略是“把中国作为接近希腊的迂回之路。”实际上他的下一本大书（400页）《迂回和进入：中国和希腊的意义策略》(1995)就是这个策略的明确的尝试。他考察了最早的儒家和道家经典，包括《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发现它们拥有共同的特征，既文本的不确定性，拒绝探讨本质主义的普遍性，同时融合了所有可能的角度，以便发挥多样性。这个“迂回之路”把我们带到离希腊罗格斯（logos）最远的地方，这样我们可以“接近”，通过对比发现特别的“抽象和沉寂”。不管是论证还是结论都是于连著作的典型特点。
于连在创作特别丰富的1995年出版了第2本书《道德对话》（dialogue on morals），描述了孟子和启蒙哲学家之间的想像中的对话，后者显然是于连本人拼凑出来的，由帕斯卡,卢梭，叔本华，康德组成的不大可能的结合体。结果这个启蒙哲学家被圣人打败大概是不会让人感到吃惊的。于连的《功效论》（treatise on efficacy (1997)从伦理学转到政治和军事哲学，他发现在战争或者外交方面，西方人（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里，克劳塞维茨）比中国的孙子，韩非子，鬼谷子（guiguzi） 在策略运用上显得更笨拙。中国人看到功效是通过无为而获得的，而西方人显然依赖“战胜抵抗的消耗战”。他1998年的著作《圣人没有观点》（a sage has no ideas）是于连的著作中被翻译成最多种文字的书。他说，中国思想家使用智慧，不是“观点”，而西方哲学家是通过抽象和构建来工作。中国人接受现实作为提供智慧的自然，任何抽象的观点因而成为对自然的偏见。因而君子避免抽象观点，而欧洲人不过让自己和真正的哲学的距离更远。
于连在2000年通过《不可能的裸体》（the impossible nude）返回美学，把他在《称赞平淡》中探索的“风味的缺失”转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裸体一直存在于西方文化中，但是它在中国艺术中几乎是完全不存在的。这种对于身体遮盖的不同程度保证更进一步的哲学对比，因而导致了于连得出结论裸体是对现在的暴露，而中国的途径，通过强调现在打开了“感官上接近本体论”的机会。在2003年，《伟大的形象没有形式》（the great image has no form）显示西方艺术陶醉于克服物体的“客观性”因此不断追求现实的魔鬼。相反，中国的艺术，并不局限于物体的外观；“伟大的形象”因为拒绝相似性，从而避免成为陷入静止形式中的片面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