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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周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奠基者 [打印本页]

作者: admin 时间: 2014-8-5 22:04 标题: 周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奠基者

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头把交椅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何以形成？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但要探讨这个问题却必须追溯到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源头上去。由于文字记载的缘故，中国学术思想史都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而春秋又当以谁为开端呢？若按年代而论，老子先于孔子，在古籍中记载，老子还曾做过孔子的先生，那么由老子来坐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头把交椅当是无可争议的。但在上个世纪的文化大师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却列孔子为首篇，而且此书还行销海外，颇有影响。那么，这是不是冯友兰这位新儒学代表人物的私情所致吗？

　　如果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主线来梳理历史的话，也许冯氏的见解并不差。古人说：“天无仲尼，万古长如夜。”如果没有孔子，中国文明照样能够诞生，这是自不待言的，但中国文明的模式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流向却完全可能成为另一番景象。

　　老子和孔子都诞生于春秋战国之际，这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思想空前繁荣、空前开放的时代，以诸子百家的形成，而成学术鼎盛之世。自此中华民族之性格，中国人之世界观，中国文明之路向，中国传统文化之流向，就由如上所说的诸子百家之学所奠定了下来。但历史上所谓的诸子百家，严格说来只有“九流十家”，即为儒、墨、道、农、兵、法、名、杂、阴阳、小说等诸家。

　　俗语说：“国家不幸，诗家幸”。所谓学术盛世的春秋战国，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战乱之时，且历史的跨度长达五百年之久。对于深受战乱、贫穷和流离失所的人民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毫无希望的漫漫长夜。那么谁来拯救这时代呢？随着“士”阶层的崛起，志于担当天下道义的士人们便喷涌而出，他们以匡时济世为己任，纷纷著述立说，春秋战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盛况由此诞生了。

　　但比较先秦诸子学术的优劣，真正形成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却只有墨、道、法、儒四家，其他皆落于末流。用历史的眼光看，墨家尚贤，主张兼爱非攻，不但有救世之心，还有宗教家的情怀、苦行僧的修为。但由于缺乏学说上的支持，必然中绝于世；道家对民生疾苦体察很深，其思想学说也有着深刻的学理思考，但其主流却把济世变成了避世，故虽能传之久远，却终不能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法家思想之于春秋战国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强国方略，但它只可用之于夺天下，却不能治天下；只有儒家学说，虽然被春秋战国所冷落，但它在天下的统一和对一统天下的治理方面所体现出的价值，却被春秋战国之后的两千年中华历史所选择。

　　这就是说在诸子百家之学中，真正奠定了战国之后中国文明之路向，并使其学说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主流的，却是孔子和他所创立的儒学。如此看来，冯友兰把孔子请到中国哲学史的头把交椅上顺理成章，而且非他莫属，但孔子思想又并非独创，他的渊源在数百年之前的周公那里。尽管周公没有任何著述传世，但他思想的痕迹却在先秦的典籍中有诸多的留存。从今人大量的研究资料看，周公才是中国文明之路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主流走向的真正奠基者，而且他的思想之于后世影响颇为深远。不但中国哲学史的头把交椅归他，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第一页亦须从他那里翻开，这样才能够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历史的全貌以及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走向所走过的路线。

周公其人其事

　　中国的读书人一般都说自己是“儒门弟子”，就是说自己是孔夫子的文化传人，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的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文化先祖却是周公。孔子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先祖是因为他创立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五百年之久的儒学和儒家学派，而儒家的真正先祖却又是周公。这是孔夫子自己说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述而》），“从周”就是追随周公的礼乐文化。近代学者杨向奎（1910-2000）说：“没有周公，就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番精神状态。”（见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

　　那么，周公为什么能够导致和规范三千年来中国文明的基本走向呢？关于周公的事迹，一般人们只知道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开国之君武王的弟弟，在周武王死后，武王之子成王年幼时，摄行过王位，后来成王长大后，他还政于成王。但根据今人的考证，很多学者追溯三千年前的历史，认为历史上的周公，不是如《史记》所载，也就是今人印象中的辅政者，而可能是践天子之位的僭位者。启良的《中国文明史》认为，支持这个根据的理由有两条：

　　其一，武王崩，成王已并非年幼。周文王共生有十子，长子早亡，武王为次子，就以世子的身份继承了王位，并由他完成了灭殷纣的业绩，周公是文王的第四子。根据《文王世子》记载：“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成王幼，不能莅祚。”这一段文字是有矛盾的，单从生理常识看，武王生成王最迟不过七十岁，这样武王崩时，成王也已二十有三了，可见成王当时并非年幼。

　　其二，周公营建洛邑，实则与成王东西分治。《史记》中关于周公记载了两件大事，一是周公东征，平定了他的两位兄弟管叔和蔡叔之乱；一是周公营洛，就是把洛这个地方建为具有国都性质的大都市。按周代王制，只有周天子才有建都营邑之权，何况当时周已定都丰镐，又何必再建洛邑，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周公率师东征管蔡时，成王在后方发难，控制了都城镐京，称天子。这样《史记》所载的周公“居东”，可能实际上就成为了一位拥有天子名号，并实际掌握国家武装力量，但毕竟不是正统继承人的割地称雄行为了。但在名份上，是否反过来又承认了在镐京的合法的成王政府。这大概就是后世所说的还政成王吧。

　　周公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能形成如此之大的影响，原因可能正在于他的僭位。为了证明自己僭位的合法性，周公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德治思想。且不论周公出于何种动机，由他所提出的德治思想，却开启了此后的三千年中国文明历史，并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这就是后来儒家思想的渊源。

周公所奠定的德治思想和礼乐制度
　
　　正是由于周公践天子位不合规范，而招致了“公将不利于孺子”的攻击，那么，周公为了证明自己僭位的合理性，就必须对嫡长子继承制在理论上动摇或者至少做一些纠正和补充，这样“德”和“天命”两个范畴，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提了出来。

　　周公的德治思想是在对殷周之际天命观的改造中提出来的，周朝之前的天命观，是神本主义的，殷商的帝王们认为他们是上帝这个至上神的“元子”。他们受命于上帝管理天下，上帝对他们的信用是永久的，不因自己的德行好坏而改变。那时，至上神是上帝，而不叫“天”，到了周初，由于周的统治者已亲历了汤武革命的过程，感受到了孕育在下层人民中的力量，开始把君权天授和王者之德相联系了。这样，周公的德治思想大致就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

　　其一，崇德。“德”字据郭沫若考证，周之前没有这个词，到周初却有了非常高的使用频率。周公重“德”，认为王者之德是政权兴衰的关键所在。

　　其二，保民。周公认为敬德就需保民，保民是敬德的体现。这就是后世“有德者王”或“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些影响统治甚深的思想产生的蓝本。

　　其三，遵天命。周人的天命观已放弃了商人的神本主义，因而显示出了矛盾的因素。一方面，他们相信天命，认为周兴殷亡是上天的意思；另一方面又认为天命无常，天道无常，正因为天命无常，才尤需王者修德，只有这样，王者之位才能“受天永年”。

　　这是典型的政治化神学。周公把天、民与王权视为一个三角关系，民是三角关系中的根本要素，君权天授，但天命所依，却在民心民情。正是这种神学化的德治思想，奠定了其后三千年的民本主义的理论基础。

　　上述观点需要一个体现的方式，这就是周公的制礼作乐。《礼记·明堂位》中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周公的制礼作乐并不是说礼乐在周公之前没有存在，所谓的礼乐是人类从原始时代的自然宗教承袭下来的巫祭活动中的两个内容，就是用以供物奉神的礼和歌舞娱神的乐。周公的制礼作乐，实际上是将祭祀活动政治化，人类在此前的自然宗教阶段，可能奉祀的只是自然神“天”，周公的制礼作乐过程中大概又分出了一个祖宗神，顺着这两个线路下来，君是天之子，掌握着国家政权，又是姬姓家族中的大宗，掌握着最高的族权，从而将行政组织与家族组织紧密相结合，形成了血缘纽带与行政组织相结合的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和宗法制度。周公的制礼作乐正在于将这种宗法制度神圣化、人文化和政治化了。

中国文明模式的形成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奠基

　　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经过周公的努力和西周的发展，它的雏形开始形成了。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奠基阶段的基本路径概括起来具有如下特点：

　　一、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化的国家，君主被神化，王权至高无上。

　　二、奉行德治主义原则，主张以民为本，以德治国，为君者要敬德保民。

　　三、集体主义至上，个人的权益非但得不到保障，而且没有理论上的支持，在国家与个人、大家与小家之间，前者处于绝对至上的位置。

　　四、强调孝道，崇拜祖先，以史为鉴，以史为法。

　　五、在真、善、美三者之间的关系上，善是压倒一切的，在善的独尊下，既无美的追求，更无真的市场。

　　六、由于提倡德治，致使历史呈周期性动荡，国民处于“普遍奴隶制”的状态。

　　周公的贡献在于他在中国文化精神的塑形阶段，通过制礼作乐，构建了西周的政治文化，并经其手奠定了西周的制度。更为重要的是，他以个人的魅力和他所开创的事业，极大地影响了数百年之后的另一个伟人孔子。周公所遗留的文化遗产成为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因而周公当是中国历史上有史可考以来的第一位大思想家和大哲学家。

孔子做了什么

　　“天地吾知其至广也，以其无所不覆哉；日月吾知其至明也，以其无所不照临；江海吾知其至大也，以其无所不容纳，……伟哉，夫子？后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没，知天地之终……夫子之道，久而弥芳，远而弥光，用之者昌，舍之者亡。”这是唐代大诗人皮日休在《孔子庙碑记》中的话。如此关于孔子的盛赞，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是把中国文明的开山之功一股脑儿全记在了孔子的帐上。那么孔子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他担当得起这样的盛赞吗？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评论孔子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在太史公看来，孔子仅仅是一个有着突出成就的学者而已，其一生贡献，主要在于他对他之前的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和整理，尤其在对《诗》、《书》、《礼》、《易》、《乐》、《春秋》的整理和研究中，成为了十余世以来所尊崇的大宗师。如此而已，好像并没有后世所追加的那些光环和那万丈光芒。历史上明确开始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期，正是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可见，真正的史家是不媚俗的。

　　孔子之于中国文化的贡献正是在这种整理和研究中，他总结了夏商周三代以来，特别是周公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化，并阐发了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的新的文化精神，这就是他一以贯之的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之道。又因为这一学说，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身处新旧价值交替的时代，历史成全了孔子，使这位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国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又成为了开启即将到来的新的时代的文化奠基者。所以孔子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教师，他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人文科学研究的最大的一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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