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思想与儒学的现代价值
孔子思想与儒学的现代价值是由其历史价值来决定的，不仅儒学如此，其他思想学派也是这样的。孔子是我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逝世后的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像他这样强烈地引起后人研究的思想家，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找不出第二个人来，这就是孔子思想历史价值的证明。
孔子系统论述了人的价值观、道德伦理观。孔子和儒学最重视的是做人；在他看来，崇尚理想是从学习中获得并建立起来的，因此提出了教育为本的信念，认为要使社会朝着完善的形态发展，关键是要提高人的情感素质和理性能力。儒学的最高政治目标也是如此，具体说就是小康和大同两个社会思想，紧紧围绕着人的物质生活的提高和精神品格的提升。在文化上孔子具有包容性，提出“和而不同”的主张，肯定文化有多样性才会有同一性；“和而不同”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处理文化思想的基本准则。
以上几点似可称为孔子和儒学思想的最主要的观点，它们不会因为历史的变迁而失去其应有的价值，而且其优秀思想已融入中华民族精神之中。
今天我们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其中包括文化复兴。如果没有文化的提升，没有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可能的。而在文化复兴中，不可缺少的一课就是深入研究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首先是孔子和儒学。孔子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最大的原创性文化之一。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方面，以及从历史文化继承和创新方面都需要加以深入的研究。
二、孔子和儒学思想研究的进展
20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学者们关于孔子和儒学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下面仅就大陆学者的成果提出一些加以说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专门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历史学者罗荣渠提醒说，儒家思想，“本来就具有理性主义因素。因此，一旦在现代化启动期的障碍被排除以后，在新的内外环境下，传统具有巨大的适应性与应变能力，可能转化为一种推进现代化的动力，但搞得不好，也可能成为现代化的阻力，或使现代化误入歧途。”（《中国传统文化时代课题》）认为传统文化不是可以现成地拿来使用的；时代毕竟不同了，对于传统的东西如何进行分析、解剖，使它本身的若干方面“转化”为推进现代化的动力，是要付出巨大的精力的。
张岱年提出“综合创新”论。他认为“中国的儒学没有提供现代化的内在思想源泉，中国的现代化是受西方的影响而开始的。但儒学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包含多方面、多层次的内容。儒学中也会有一些成分与现代化的东西相契合，这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指出要从传统的儒学中提炼出与现代化相契合的内容，并与其它传统思想精华相融合，作为创造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资料，这需要研究和探索。
孔子思想和儒学是历史的产物，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认识它的历史价值和现代价值，必须对它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令人欣喜的是，近20年来，学人在已往研究的基础上提供了新的成果。举例来看，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关于周公创立的西周礼乐文明与儒学思想历史渊源的论述；吴龙辉《原始儒家考述》关于宗法贵族社会两大支柱的国野制及世袭制与儒学起源的解剖，都很有见解。关于孔子本人的思想研究，成果很多。我想介绍几种，一是匡亚明《孔子评传》，附有孔子访问列国诸侯示意图、孔子年谱、《论语》箴言六十条详释等附录。还有李启谦《孔子弟子研究》，分别考察孔子弟子29人的事迹、思想、气质及思想上的传承与影响。还有顾秉楠著《孔子传》，“试图将孔子思想融合于其行事与历史环境之中”。
关于儒学的成熟形态宋明理学的研究，八十年代以来，获得了较大的进展，出现了从整体上进行全面研究的学术性著作。其中由侯外庐、邱汉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上、下卷计一百三十八万字，对于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传播、演变、衰落等各个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学派的思想进行了研究和评析。张立文的《宋明理学研究》、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则侧重与对于宋明理学的主要范畴及其逻辑结构的分析，在对宋明理学的哲学特征进行了整体性把握方面作了有启发性的探讨。出版了深入的专题性研究著作。其中，邱汉生的《四书集注简论》探讨了朱熹等理学家为建立其思想体系对于传统经学所作的改造和发展，并对于理学与佛学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揭示了理学发展的某些特征。陈来在《朱熹哲研究》一书中，细致地梳理了朱熹哲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历史演变和线索，由此阐述了朱熹哲学思想的复杂性。还要提到束景南的《朱熹年谱长篇》。这些著作都显示了研究工作正向深入细致的方向发展。
对儒学经典以及经学史的研究，目前已经逐渐成为儒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儒家《周易》这部古老的典籍，受到学人们的关注，朱伯崑所著《易学哲学史》（上、中、下三册）是其中的代表性的成果。该书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将古代易学分为五个时期：《易传》时期、汉易时期、晋唐易学时期、宋易时期、清代易学时期，并对各个阶段的易学特点作了深入的分析。除《周易》以外，《尚书》、《春秋》、《诗经》、《三礼》的研究也不断出现新成果。刘起釬《尚书学史》，《尚书源流及传本》对《尚书》的源流、《尚书》与经学发展的古今文之争、魏晋至清代乃至现代《尚书》的研究都作了系统的清理和辨析，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沈玉成、刘宁所撰《春秋左传学史稿》也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于历代关于《左传》的研究进行了提纲挈领的总结。彭林《周礼的主体思想及成书年代》从《周礼》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出发，对《周礼》的成书提出了值得加以进一步讨论的观点。
还应当提到近年来关于儒家考古文献的研究。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帛书周易》引起学人的重视。1993年10月，湖北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一号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存八百余枚，凡一万三千余字。据初步研究，该竹简入土年代约在公元前300年上下。这批竹简经整理编定为十六篇，其中除《老子》、《五行》两篇与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同名篇章大体相似、《淄衣》一篇与传世文献基本相同外，其他十二篇儒家类的书籍和一篇道家类书籍，皆为新发现。据学人们初步研究，十四篇儒家经典，正是从孔子向孟子过度时期的学术史料。有的学人将楚简儒家著作分为三类，作了详细考辨，得出简文主流出于子游、子思学派，颇有说服力。
学人对于帛书、楚简的重视，反映了学术上的敏锐性与严谨性。正如20世纪初期王国维所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静安文集续编?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这里“新发现”指的是考古发现。这一优良的人文学术传统在今天学人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同时反映出学人们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要求在对“新材料”与文献资料结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观点，这种科学的创新意识是十分宝贵的。
关于儒学研究的成果，当然远远不止我在上面写的一些。近二十多年来，专门从事孔子和儒学研究的学会团体研究孔子思想体系、空门弟子思想，以及关于孔子和儒家思想资料的整理、研究论文集的汇编、研究信息的交流，都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这些必将使孔子和儒学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化。
三、孔子和儒学研究的前景
在21世纪，孔子和儒学研究将更加全面深入，我们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已具备这方面的条件。
在21世纪，孔子和儒学研究将作为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一环，受到社会重视。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民族之林。”又说：“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这样，中华优秀的文化研究就有了更高的目标。
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我觉得需要加强对于儒家的经学研究。经学是儒学演变最重要的文字载体。《诗》、《书》、《礼》、《易》、《春秋》，既是孔子思想得以产生的源泉，同时又是孔子发挥其儒学思想的材料。孔子对于这些古代文献，都做过整理、删削、订正的工作，并且贯注着自己的思想认识和理想。他的这种对待历史文献的态度和方法，对儒家学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形成了儒学特殊的经学诠释方法。儒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对经书的解释和发展，西汉时有五经，东汉时有七经，唐时九经，宋代十三经。这反映了人们对以往文化典籍认识的加深，也是文化发展的需要。经书类似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举凡历史、哲学、祭祀、婚丧、服饰、人文、制度等等无一不包含其中，因此，对于经书的科学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化从总体上进行梳理。最近20多年来，虽然儒家经学著作的整理与研究有很好的成果，但仍然不足以揭示儒家经学演变的全貌。
加强儒家与其他思想学派相互关系的研究。80年代以来，有学人不赞成将中国思想文化的所谓“主干”归为儒学，认为道家思想才是“主干”，并由此展开了一场学术争论。许多学人有这样的共识：不能说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干，也不好说道家思想是主干。中国思想文化是百家之学的总汇，有许多学派，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有贡献。其中儒、道思想的融合表现得十分明显。从中国思想史的演变来看，有各个学派之间的论争，但更加重要的是它们相互间的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产生新的思想体系。在战国时期，它们就有融合。后来，魏晋玄学则是儒、道、释（外来文化）三者相融的初步尝试，再后宋明新儒学更是这三种思想相融合而又具有中国儒家思想特色的思想体系。儒学与其他思想文化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索。
注意新材料的运用。例如帛书的解读郭店楚简的研究，对于推动先秦儒家思想的研究，以及道家和儒家思想的来源及其演变，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对此进一步深化下去，必将产生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完整的、丰富的、翔实的思想文化史。
重视对人类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研究。从表面看，这种看法似乎不合逻辑，谈孔子和儒家研究，怎么会提西方文化研究？事实上有此必要。在新世纪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能不接触全人类文化，其中包含西方文化。在上一个世纪，我国人文学者为学术的中西融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个工作需要接着做。人们对于人类文化了解得越多（现在还不多，也不深），对本国文化会更加珍惜，在借鉴和研究上会更有深度，更有感情。同样，对本国文化研究得越深，对人类文化越有鉴别力，才能准确地吸收其优质，以补本国文化的某些不足。东西方学者对中国儒学的研究成果也要借鉴。新世纪我国更加开放，改革更加深入，接触西方文化的范围更大，这会有助于吸收其优质，有利于对本国文化（含孔子和儒学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总之，历史为我们开辟了新路，向我们提出高要求，我们在孔子和儒学的研究、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在中西文化会通的研究种必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
发表于 2014-8-5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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