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师徒的思想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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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多年前，孔子由于创立儒学，创办私学，普及教育，并培养出众多贤哲，而被后世尊为先师圣人，“万世师表”。孔门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促使儒学思想代代相传，延续不断；弟子们对孔子思想的创新和发展，虽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儒分为八”（注：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韩非子"显学））的局面，但同时也给儒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导致了儒学的不断发扬光大。大致说来，在之后两千多年间，儒学基本上是沿着提倡心性感悟和阐扬名教礼法两条路径并行发展的，前者以曾子、孟子和宋明理学为代表，后者以子夏、荀子为代表。儒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以及儒学和佛、道的论争与吸收，大都反映在这两个方面。若追根溯源，儒学的这种分野在孔子师徒身上已初显端倪。今天，我们探究孔门弟子与孔子思想的差异，继承和发扬孔子宽容、开放的教育思想，不仅对学术派别内部的思想发展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现代教育理论研究和培养高素质的合格人才也富有启示作用。

　　一、孔子的思想主张及教育实践

　　孔子思想产生于“礼坏乐崩”的社会激变时代。针对统治集团内部以下犯上、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孔子最初的思想重点是将社会治乱的希望寄托在“仁、爱、孝、悌”等道德规范上，着重强调“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注：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学而）因而他的早期弟子中出现了颜渊、曾子等遵仁倡孝的典范和楷模。但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中，孔子以德治乱的设想收效甚微，于是开始越来越强调礼治。孔子晚年的追求重心已逐渐转向传道授业和整理古代典籍，希望通过整理古代历史文献来探寻治理社会的礼法纲要，并培养出子夏、子张等特别注重社会历史研究的学术大师。孔子的德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爱人”和“重民”。例如，学生子路和子夏依据周礼，认为管仲没有象召忽一样因主子被杀而自殉，反而作了杀兄夺权的齐桓公之相，是明显的背礼不仁。孔子则认为管仲不死只是小节，从大处看，“管仲相天下，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车兵，管仲之力也。”（注：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宪问））管仲能使百姓免于战乱之苦，能给百姓带来幸福和安宁，这就是仁。他的礼治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何“使民”。他说：“上好礼，则民莫不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注：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子路））

　　孔子晚年所说的“三十而立”，既可能指他三十岁左右时就已确立了从事教育事业的信念，也可能是指“立于礼”。但不管怎样，他终身致力于教育并始终不渝地传授仁、礼学说却是客观事实。相传孔子在整个教学生涯中，前后共招收门徒约三千人，其中深有学术成就影响的约七十人，俗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论语"先进》总结为：“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即所谓“四科十哲”。意思是说：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德行颇佳，宰我、子贡善于辞令外交，冉有、子路擅长办理政务，子游、子夏则以熟悉礼仪制度、文献见长。众弟子虽然学的都是孔子学说，但却各有专长，互有差异，甚至与孔子思想相逆。

　　二、孔门高徒与孔子的思想差异

　　孔门弟子从学于孔子，主要学到的是关于为学、为政、爱人、孝悌等知仁守礼方面的儒家伦理道德，至于该如何认识、理解和践履这些德行，师徒之间则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里只就《论语》所提到的部分弟子与孔子思想的主要差异，现分述如下：

　　颜回（字子渊），是孔门弟子中德行最好的，也是最为好学的，最受孔子器重。他“闻一以知十”的独立思考精神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乐观精神，连孔子也自叹弗如。（注：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公治长））颜回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其最为难能可贵的品格是他实践仁、礼的坚定性，不仅做到了“三月不违仁”，而且其践履仁礼的信念终生坚定不移。

　　曾参一生重视修德践仁，深感“任重道远”，他既发挥了孔子的孝道理论，王聘珍：《大载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78年。（礼记"祭义））

　　又总结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注：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里仁））孔子“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注：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宪问））的三种“君子之道”在曾参这里变成了“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信矣。”（注：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泰伯））他比孔子讲得更为浅显易懂、简明易行，而且完全从实践中来，是更为具体现实的行为规范。 　
　
　　端木赐（字子贡），是孔门言语学科的高材生，同时又是比较成功的商人，对从政亦极感兴趣，但却自负而轻学。这几乎与孔子厌佞、轻利、重学主张完全背道而驰。孔子一向不赞成巧舌如簧者，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注：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学而））“巧言乱德”，（注：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卫灵公）而主张“敏于事，慎于言”。尽管如此，子贡的言辞能力却在孔门中不断得到提高，并在外交活动中得以充分展示。例如孔子周游列国，困于陈蔡时，子贡曾成功地出使楚国，说服楚国派兵把孔子师徒接到楚地。（注：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虽不象后世儒家那样将义、利对立，但他的轻利思想却非常明显。而子贡不仅取利，而且是“仕于卫，废贮鬻于曹鲁之间”的跨国经营的大商人，其富裕程度仅次于陶朱公范蠡，名列富翁排行榜第二。（注：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史记"货殖列传））

　　在为政为学方面，《论语》中多次出现“子贡问政”、“子贡问事君”，（注：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宪政)而且他对“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理解，甚至超过了孔子对仁的界定。某种程度上说，子贡的政治理想和仁政标准比孔子更为高远。

　　仲由（字子路，因曾任季氏的家臣又被称作季路），以耿直好勇闻名。孔子也承认他“好勇过我。”孔子提倡“直”和“勇”，并将“直”、“勇”包含在仁礼之内，认为“人之生也直”，（注：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雍也）“见义不为，无勇也”，（注：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为政））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注：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子路））子路的“直”和“勇”虽有时因偏激、鲁莽而受批评，但其符合儒道的“直”“勇”却又常使孔子陷于尴尬。孔子先后接到在费邑发动叛乱的公山弗扰和在中牟发动叛乱的佛的邀请，颇有些心动，打算应邀去叛地施展自己的抱负，但两次均被子路用儒家理论挡回。（注：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阳货））孔子会见以荡妇著称的卫灵公夫人南子后，也受到子路的指责。尽管孔子自信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但子路还是明确反对与这些违背礼教之人交往。孔子欲在卫国从“正名”入手的为政主张，子路直率地认为是迂腐。孔门众弟子中，敢于直接跟老师争辩并多次当面指出老师过失的，唯有子路。特别是子路“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的大胆辩白，几乎将孔子先为学后为政的顺序完全颠倒了过来，表现出明显的重政轻学思想。

　　卜商（字子夏），是孔门文学学科的高材生。他遵照孔子“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教诲，强调“学以致其道”，“日知其所亡，月勿忘其所能，可谓好学矣。”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子张））“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学而））学习上既认真踏实又独立思考，并注重与实践紧密结合，因此，常能对孔子的思想学说在继承的基础上给以发挥和突破，连孔子也承认卜商能给他以启发：“起（启）予者商也。”（注：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八佾））子夏的学问在孔子死后近乎与孔子齐名，尤其是出于子夏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常被后世学者直接等同于孔子的思想。但只因其“在儒中是注重礼制的一派”，接近法家思想，“而不为儒家本宗所重视”，。（注：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41-342页。）因而被韩非子排除在战国八个儒家学派之外。

　　樊须（字子迟），是孔门弟子中相对悟性较低的，但他兴趣广泛，求知欲强，不不懂装懂，喜刨根问底，凭着勤学好问，最后也成为“孔门弟子中的佼佼者之一”。（注：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他多次问仁，还问知，问孝，问“崇德、修慝、辩惑”，而且从不囫囵吞枣。他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还对孔子不屑一顾的稼、圃之事产生兴趣，因而被孔子斥为“小人”。（注：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子路））孔子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注：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卫灵公））学生应该专心学道，学而优则仕；为政者只要懂礼守仁，以礼统治社会，百姓则莫不敬服；只要以礼行天下，四方百姓就会扶老携幼地前来投奔，“为稼”、“为圃”之类的“小人”之事自然有人去做，根本用不着“君子”动手。

　　宰予（字子我），与子贡一样属孔门弟子中言语学科的佼佼者，但又是孔子批评最多也最为严厉的学生。孔子的为政思想主要是仁德和礼治，宰予跟从孔子学习，竟然敢向仁、礼挑战，必然引起老师的不满。有一次，鲁哀公问宰予作社该用什么木料，宰予建议道：“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这种恐吓、威胁百姓的建议与孔子“为政以德”的主张截然相反；又一次，宰予竟以“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为由，主张将三年之丧的传统礼制缩短为一年，被孔子斥为“不仁”；（注：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阳货)）关于“仁”，其他同学都是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或某种行为或现象是否属“仁”，宰予则反过来问仁，希望知道具有仁德的人该如何行事。他问孔子：“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孔子认为这是故意设陷阱让仁者往下跳，答道：“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注：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雍也））由于宰予善于言辞却不绝对忠实于仁、礼，所以当孔子发现他白天睡觉时，便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斥其“朽木不可雕也”，并由此改变了对人的认识，不再“听其言而信其行”，而改为“听其言而观其行。”（注：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公冶长））

　　当然，子张、子游、原宪、闵子骞、仲弓、冉有等孔门著名弟子都有与孔子思想或多或少的差异，并且对孔子思想学说的发展都产生过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的影响，这里不再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