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权谋文化造就了我们丰富的兵学文化，毛泽东说“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这是毛泽东诗里面写的，“人世难逢开口笑”，这是杜牧的一首诗，“上疆场，彼此弯弓月”，就是弯弓射箭，彼此弯弓月，月亮的月。“流遍了，郊原血”，草原郊原血，要流血。有人统计中国有纪年的历史以来，在55％的时间是在战乱的时期渡过的，只有45％是修身养性的时期。兵法在中国有几千年的流传，比如说最早的《孙子兵法》，姜太公的《六韬》。孙子精通兵器，实际上也是自学兵学。像类似这样意义的话毛讲过很多次了，像一些法家的著名人物像朱元璋、像曹操之类的毛泽东都要给他们评价。他暗示吴晗，让吴晗修改《朱元璋传》，因为吴晗是大骂朱元璋，朱元璋几乎把忠臣全都杀了，每个案子要连累杀三四万人，甚至是七八万人，朱元璋杀人太多了，所以吴晗的《朱元璋传》里专门就骂朱元璋，结果毛看了很不高兴。毛就要吴晗修改的《朱元璋传》，吴晗不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文革初期要打倒三家村，吴晗就是其中之一。北京市副市长叫吴晗，在文化大革命的的时候就把吴晗他们给打倒了。我讲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法家对中国影响巨大，一直到现在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影响到了当代，所以这些传统文化不是坟墓里面的。它是活生生的，深刻的影响到了我们中国社会的，影响到了我们中国人一举手一投足这个行为的，影响到了我们的内心、我们的骨髓里面。所以我这里讲中国的权谋文化，我主要讲的是诸子百家里的这种权谋文化。因为我说了诸子百家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表示那是一个文化轴心时代，那个战国轴心时代培育了我们中国文化。我们中华文化当然也有很多好的方面，这些好的方面我就不说了，比如什么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尊师尊教等等，我就不说了，我也不说一概否定传统，不是那个意思。我只不过今天的主题，主要是讲讲权谋的文化。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产生期，这是一个乱世，中国的乱世才有了思想的繁荣，这种思想的繁荣就是一种人治的一种思想繁荣。当时有很多国家，然后就促进这些国家来制定一些规则来约束大家。这个国家内部也会制定很多规则，产生很多法制的文化，像古希腊，特别是古罗马，法制是非常发达的。中国不是，中国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人治的国家，也有人说中国文明从发源中国之初起，就开始走向了集权的道路，专制的道路。它从最早的现实走向了所谓的“天无二日、人无二王”的这样一种发展道路。当然，规定完全是专制，但是可以把它概括为人治，人治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专制，另一方面是德治，强调德治，甚至把它提高到治国的理念的高度，往往就会适得其反。因为中国两千多年就是德治，孔子所谓“道之以德”等等这些，几千年就是德治，但是这种德治最后会走向反面。这种德治的结果就使中国走向了无德治，就是说以德治国家的前提，就是说人、官员都是好的，人性本善的，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乐观主义的基础上。正因为官员是好的，很多的做父母官，因此不需要对他进行制度、法制的约束。他能够很好的去替民作主，去为民作主。但是在现实社会中那些官员是做不到的。你要他修身养性，但人的私欲是根深蒂固的。最终会告诉他口头上仁义道德，背地里阴谋诡计。这就是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关系。首先假设大家都是君子，君子对君子不需要约束，这些官员会好好的为人民服务的，不对他进行制度上、法律上的约束，最终这个君子会走向了小人。他会口头上说一套、背地里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口头上马克思主义、背地里阴谋诡计。口头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最终演变成一个小人，演变成一个小人的阴谋。很容易演变成一个伪君子。
现在的文明，西方的文明是建立在一个法治的基础上，先假设大家都是小人，认为人性本恶，因此你即使是总统，即使是克林顿，我也要监督你，约束你，你来个莱温斯基，就要起诉你，让你不敢进一步胡作非为。这样就迫使他遵守法制。再加上现在的各种信用制度，如果你不讲信用，在美国每个人的信用记录，每个企业的信用记录随时都可以查。你如果有不讲信用的记录，那么你以后找工作很难。有的中国留学生到处找不到工作，后来发现他助学贷款没有按期还，没有老板愿意用他。他有不良的信用记录，他想交养老保险什么的都不可能，或者说他要多花钱，一般的人可能每个月交一千美元就能够获得这个保险，但是有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可能每个月要交两千的，否则保险公司不给他上交保险，因为他有不良记录。在这种严格的制度下，要遵纪守法，要讲信用，这是现代文明所讲的仁义道德。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在现实社会中就不提倡道德，不提倡以德服人，是说不提升一个国家的一个指标和方略就会走向反面，如果提升到那么一个高度就会有制度、法制、文化。但是我们在一个团体中、一个组织中、一个社群中、一个社区中，肯定还会提倡道德，但是不能够用来治国，靠道德来治国是走向反面的。中国两千多年的道德是不断的滑坡，不断的堕落。我们现在政府也非常重视道德建设，几乎我们每天电视里面都会出现一个准则，经常是用各种各样的准则、规范、中小学行为准则，不断地提倡。但是说实话，整个社会道德是一天天在变好，一天天在发展。昨天我看电视讲有毒的大米，就是把氰化钾来调配过期的变质大米，运送到各个工地去给农民兄弟们吃，因为它便宜。用这种有毒的食物让人吃是不道德的，现在是法制社会。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的道德堕落到了极点，父母之间、夫妻之间也相互打架，相互揭发，到现在市场经济以后，又有了以市场为依托、为战场。在市场中坑蒙拐骗简直是无所不做，难道说我们的政府不重视道德建设吗？主要是在制度建设这块还是不够的。我们目前在这方面要加深道德建设，法制化制度意识到了，这是个好的方面，足以表明我们国家越来越有希望，时刻要建立法治政府，很快就改变了我们两千多年的行为规则。我们的政府两千多年才能做出人治来，恐怕人治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择手段的。中国古代的皇帝虽然明政高权，所谓的正大光明，实际上他的行为正好相反，皇帝的官员们都是暗箱操作，这个正好相反。
我们说中国现在发生历史性的转变，要从人治转向法治的中国，法治的政府。中国这种人治的理论，实际上是人治发展到了最高峰。中国要从公元前841年开始，就是从现在又把这个时间往前推了1000多年，有明确纪年的时间推回到3000多年前，有了夏、商、周。但是按照传统的说法，从公元前841年就是中国有纪年的这个时间开始。这一年发生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所谓的“共和行政”。我们现在的共和国，“共和”这个词来源于这个。当时发生了所谓的“国人暴动”，老百姓发生农民起义，所以当时周厉王往后就逃了，诸侯也起来反对周王室，最终全中国的内战，进攻周朝廷。因为周厉王废了他原来的皇后，原来的皇后的父亲就联合诸侯攻打周朝，最后就灭了周朝。后来的周王将首都从西安迁到了洛阳，这就开始有了东周。周公和召公联合执政，也叫“周召共和”。东周或者近似于春秋战国时期，但时间上不完全和春秋战国时期吻合，历时550年。这么长期的动乱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各个诸子百家就寻求救国之道。他们寻求的救国之道有两种，一种是理想主义，孔子、墨子他们代表了一种理想，用仁爱、兼爱去一统天下，希望遵循这样的一种爱，震撼了中国文化。但是在当时这样的年代又是不现实的，对诸侯们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爱、需要的是土地。这些东西要靠争夺、要靠武力，这也是为什么孔子、墨子他们到处碰壁，没人采纳他们的主张。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又是过于现实，这就是荀子、韩非子、孙子、老子他们为代表的一种权谋，如何把权谋发挥到淋漓尽致，然后取得自己的利益。权谋争夺利益就是完全在程度上它是为统治者服务。告诉统治者如何做才能争取到最大的利益。春秋战国时期的提出的诸子百家有这么两种理论，要么是很高标的理想，不太实际的，要么过度的现实、阴谋权势。很少有人致力于把国家内部的权利如何分权、如何制约、如何规范制度。春秋战国两千多年来中国也缺少这种理论，中国人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可惜没有学会团结。
嘉宾：历代王朝各级官员，最后都要借助于黑社会的力量来稳定自己的地位。
胡星斗：兵家强调谋略，上兵伐谋，用谋略来伐敌，用谋略来讨伐敌人，这是最上等的兵策，这就典型代表了中国人的思想，一种谋略思想。孙子兵法里面讲了很多很多具体的谋略，我就不具体的讲了。各种具体的谋略，比如说如何引诱别人？如何伪装，如何欺骗对方，如何使用间谍，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了“间谍”这样的思想，这是孙子的兵家。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大多数的都可以用兵法来归纳。《韩非子》也是一种兵法，叫“法家兵法”，或者是韩非子兵法，可能也有人写了这方面的书，韩非子它就是一种兵法，它这个兵法应该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因为韩非子他说，“亲戚妻子，质也”，就是说亲戚、妻子、儿女都可以把他当成人质，比如说你某个大将，率兵谋反怎么办？我就把你的亲戚都接到皇宫里面来，我会好好的招待你的亲戚、妻子，但是这样就把你作为人质了，就是等于把你扣下来了，你要是敢谋反之类的，那我就杀你全家了，“亲戚妻子，质也”。“ 爵禄厚而必,镇也”（《韩非子·八经》），就是给他很高的绝路，这样来控制对方。如何消除牵连来稳住对方？韩非子说，“贤者止与质，贪饕化于镇,奸邪穷于固”，但是如果这三种方法都不适用怎么办呢？“名实当者，杀之”如果名实相符就可以直接把他杀掉。如果直接把他杀掉，有损于我们的名声，又抓不住把柄，合适哪种罪名，不合适名正言顺地去杀他，怎么办呢？就使用饮食，就在他的饮食中偷偷的放毒，把他毒死就完了。韩非子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他就告诉你明明知道还假装不知道来问对方，看你说不说实话，他就教统治者来考察大臣的。朱元璋也利用这一套方法办理。有一次大学士宋濂在家里招待了客人，招待了臣子。第二天朱元璋就问他，你昨天晚上干嘛了？他就谢罪啊，招待了某某。因为在古代大臣之间如果频繁的相互串门，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就会说你可能是私设小朝廷了，相互串连，密谋谋反了。那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大臣之间是不能够随便串门的。还有一次有一个大臣在家里面打麻将，跟妻妾们打麻将，打着打着一张“二万”丢了，怎么找也找不着了。第二天上朝的时候朱元璋就问他，你昨天晚上干嘛了？因为他说我打麻将了，这些大臣们绝对不敢说假话，一说假话很有可能就被处死的，绝对不可以任意一句假话。他说我打麻将了，后来朱元璋说：“卿不欺我，朕不怪你。”就是你没有欺骗我，我不怪你，说着从袖子里面拎出来一个麻将“二万”扔给他了，也就是说这个麻将被朱元璋的锦衣卫，那些特务们给拣去交给了朱元璋了，就是说朱元璋的那些锦衣卫特务（暗探）是无处不在，大搞特务行径。朱元璋教导他的儿子，不是有个故事嘛，朱元璋让他的儿子去拣长满了荆棘的棍子，他儿子拣起来去掉刺打扫，朱元璋告诉他是为了儿子要把这些刺去掉，所以要把那些大臣们、功臣们都给除掉了，所以我为你以后做皇帝奠定基础，把那些有可能威胁你的人，都给他杀掉。他这就是在言传身教，告诉他的子孙们怎么去坐天下。
嘉宾：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一代比一代弱。
胡星斗：一代比一代弱，肯定是那样的。朱元璋问道于法家，就有很多这样的说法，告诉你怎么派人暗中监视，怎么约定对方的下属来告发来监督上司，怎么来连作，大家有罪同当。如果你这个村子里，或者是你的邻居们，在哪一家发现了所谓的奸人、犯罪分子，那大家全都问斩。不只是他一家，你这个邻居，隔壁整个村子都要斩掉，这种连作。然后韩非子还告诉这些国王们，这些皇帝们，要诛杀那些学者，这些知识分子都应该给诛杀掉，把这些知识分子都看成国家的害虫，都应该给他除掉。所以韩非子他就说，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最高明的就是禁止他有不同的心灵，不同的想法都应当禁止。韩非子就要求做到这一点，其次要禁其言，要禁止不同的言论。不允许有不同的言论，其次禁其事，其次更不能够干不同的事了，不能够干政府控制之外的事情。对知识分子那就叫破其群，要破掉他的群体，散其党，解散他的党羽。禁其欲，要禁止他的欲望。灭其迹，连痕迹都要灭，消灭掉他的事迹，各种行为。然后还要防止大臣们如何篡位，要防止太子们的羽翼早丰，因为太子们也有可能杀自己的父亲，像隋炀帝那样的不就是把自己的父亲害死了，自己当上皇帝嘛。然后帝王应当如何采取霹雳手段去打击那些大臣，那些重臣。所谓“主上用之，若电若雷”，像电闪雷鸣一般去处死，使得你的那些大臣们叫做“君主无为”于上，君主在上面无为，好像不说话，但是群臣竦惧恐吓，群臣在下面就会吓得瑟瑟发抖，因为不知道君主什么时候要杀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强权暴力政治。所以郭沫若就说，法家是一种法西斯理论，是一种道德理论，是一种专制独裁的理论。韩非子他有的地方就非常反动的，他说仁主即算是一个坏的大臣也不能够去侵犯他，所以他主张独断，能独断者为天下者。明主之道在独断也，一个明主制道就是要独断，要能够独自决断，要独裁。明主之国有贵臣无重臣，对于这种重臣要随时打击，他就告诉君主说不能够跟下面的大臣靠的太近，不能够随便拉家常，离的太近了人家就可能藐视你。原来君主也跟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所以不能够靠的太近。要少说话，只有相互有陌生感，对方才能够畏惧你。所以他告诉君主听发言的时候应当怎样，开会的时候应当怎样，开会的时候君主绝对不能够先说话，先让大家说话。你如果君主一开始就表示自己的见解，结果人家就会说，原来君主不是无限高明的，原来他说话竟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原来他讲话那么偏颇，不能够统观全局。所以不能够自己先说话，要让大臣们先说话，大臣们有各种观点，让他纷纷的都表达，表达完了君主再选择一个好的决定就完了，这样才能够永远表现出你是伟大领袖，你很高明，你永远是很高明的。所以听别人讲话的时候你要装作昏昏然的样子，像喝了瓶酒似的。韩非子他说，要像喝了酒似的，不能够让下面揣摩出你心里是什么想法，你是主张打，还是主张和，还是主张不打，你是赞同某一个人的观点，反对某一个人的观点，这些都不能够表现出来，这样使得下面的臣子就不能溜须拍马，附和着你说，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君主要无畏，要去掉自己的好恶感情，让大家能够看见的是雪白的，看不出什么东西来，看不出你帝王有喜怒哀乐。人主之道，进退以为道，要进要退，退到后面，你不要首先退出发言。明主观人，你要观察到别人，但是不要让别人观察到你自己，等等这样的一些理论。韩非子他是把这个统治之术，就是中国所谓的南面术、帝王术，就是如何为君之术，把这个发挥的淋漓尽致。韩非子是秦始皇的导师，秦始皇读到了韩非子的著作以后是大为惊叹，得见此人死不遗恨，说如果能够见到此人，死也没有遗憾了。如果能够跟他在一块儿，我死不遗憾了，后来就把韩非子弄到自己身边了。但是韩非子又不完全效忠于他，因为韩非子有他自己的国家，那就是韩国，不是现在的韩国，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韩国。他效忠于韩国。最后秦始皇就认为就是有大才的人不能够为我所用，那就把他杀掉，最后就逼迫他自杀了，这个结局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样的一些大臣，这样的一些思想家们，他设计种种理论，告诉统治者们怎么运动权谋来对付大臣们，运用霹雳手段来对付大臣们，他最终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己最后也会被统治者们所杀害。
比如还有法家的另外一个代表人物商鞅，商鞅也是一样的，他设计了什么连坐之类的，最早是商鞅提出来的，互相连坐，除了坏人，全城论斩，全街道的人论斩，最终秦王要杀商鞅，商鞅就到处逃跑，结果是没有一家人敢收留他，震慑于他这个连坐之法，没有任何人敢收留他，最后是无处可逃、无处可藏，只好束手就擒。最后把他抓起来了，五马分尸被杀了。所以连坐这个东西，在古代是用的得心应手。所以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悲剧，像商鞅，像韩非子，一辈子为统治者出力献策，最后也是丧身于专制、人治这样的一种统治之下，这是一种必然的命运。因为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他不会真正的信任你任何人，不会去信任你任何人。就像韩非子自己所教导的那样，韩非子他就是告诉那些帝王们，就是任何人都不能信任，包括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妻子儿女，也都不能够信任。韩非子他说，人之本性就是有危害就会躲得远远的，所以“父母之于子也，有如计算之心去相待也”，他认为父母对子女也是用计算之心去相待，也是相互算计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儿子杀了父亲，父亲杀了儿子的例子，战国时期有很多的这种宫廷之中斗争的例子。韩非子说，“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夫妻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所以爱则亲，所以两个人要相爱那就看起来很亲密，哪一天这个爱没了，那就疏远了，那就变成敌人了，这是韩非子说的。鬼谷子也教大家一些心理骗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如果对方说一些伟大的崇高的志向的话，就用这种理想去劝说他，你也必须说一些崇高的事情。如果对方有崇高的精神，你如果说一些什么鸡鸣狗盗的一些小人的事情，人家就会鄙视你，所以你要先了解对方是什么人，对方是很崇高的人，你就也说一些崇高的话。如果对方是一个很卑小的人，所谓应言者依卑小。如果是对方搞阴谋诡计的，尽说一些这种话的人，你应言者，不应该论卑小，那你也应该说一些这些阴谋诡计的话，否则人家会说你尽说一些空洞的、无用的大道理，人家也会不听你的，所以你怎么去游说呢？别人怎么听你的呢？那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些故事就是告诉你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还有老子，也有很多的这方面，老子一般的说无为，大家误以为他可能是一种隐士，退隐的思想，实际上不是那样，他是以无为来达到有为的目的，以退一步来达到进两步的目的。所谓的不敢为天下先，就顺道退一步，他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的目的。所谓的不争，他最后达到是争天下的，谁也争不过他的目的。他就不争，他的无私，所以就要成全他的私欲，他要假装着大公无私，所以说要成全他的私欲。你必须说我是怎么怎么大公无私，我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我能够替民做主，我能够是一个清官，是一个好官，这样才能够成全他的私欲，老子教导的都是这么一套，所以人们说老子是智主，是智之主，中国智慧之主。我讲的这些东西总的来说就是，中国文化表面上是一种道德文化，很多西方人误以为中国是道德文化，谁知道，道德是表，权谋是里。不仅表现在官场上的不择手段，阴谋诡计，暗相操纵，也表现在人民在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的高度紧张。中国社会不讲信用是非常普遍的。当然也有很多农村里面是风俗淳厚的，当然这个也不能够排出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到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更是这样一种信用堕闭，道德沦丧的状况几乎就渗透到了所有的角落。所以中国如何从这种权谋文化向那种规则文化转变，我想主要是这么几个，我简单的讲几句。
一个是要建立私有财产的制度，保护私有财产，没有财产的私有，就没有现代文明，就没有现代政治，就没有民主。从私利上来说，现代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公有而最后成了一个民主国家。当然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被他们滥用了。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对资源控制权的分散，那就没有权利自愿，就没有权利自衡，就没有真正的民主自动，没有真正的共和自动、对权利的制约的自动。只有当这种对资源的控制权掌握在不是一个人，不是政府的手中，掌握在广大人民的手中，才能够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所以如果财产不能够分散，不能够依法保护私有财产，那么我们搞民主也是不会成功的。只有这个社会逐渐成长了，更多的人民手中拥有了财产，对政府手中的权利它就不断的削弱了，官府手中的权利就削弱了，就少一些审批权，少一些资产控制权，这种指标之类的就越来越减少，那么政府就逐渐的变成小政府。他对市场经济的各个领域都越来越少的干预，它所要做的只不过是把环境搞好一点，搞好科技文卫，环境治理，它就不去插手那些企业，不去插手具体的经济，更不能够政府直接去经营企业，不能够政法部门去搞企业，军队去搞企业，而应当把资源的配置交给市场。把企业交给私营企业家。每一个私营企业家，每一个公民手中掌握更多的财富控制权，这就是一个个的权利的结点，一个个权利的保有就能够抵抗来自于一些政府对你的权利的侵害。如果老百姓是一无所有，全是无产者，那么政府手中的权利就会扩大，就会可能侵害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也会走上暴民的道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如果发生社会动乱，他会变成暴民，无产者会变成暴民，烧杀抢掠无所不做。假如他是有财产的，如果社会动乱的时候他就会想方设法来保护财产。大家都来制定规则，大家都遵守这些规则，大家都相互来保护财产。所以只有当这些私有财产被分配到社会很多人的手中，这个社会实现民主、实现法制才有了基础。因为民主法制就是一种规则文化，就是讲规则的，什么都按照法律来，大家都按照规则来。不是这样的，大家都遵循规则来，这个规则那就是民主法制。但是没有一个健全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没有广泛的人民群众对财产所有，那就没有真正民主法，那就可能是某个政府一个权利方面的扩大，这是一点，要建立私有财产的制度。
第二点，要建立健全的法制，就像现在胡温政府他们说的法治政治，不断的完善法制，不断的减少人治，尽管我们现在人治还是主要的，有的时候法制可能只是一个手段，它是为它的人治服务，但是要不断的减少人治，把原来是掌握在各级官员手中的权力逐渐交给市场。现在我们国家也制定了《行政许可法》，你必须按照那个行政许可法，你不能够自己随便设置各种许可，各种批准项目，这都不允许，只是有少部分你能够批准，很多项目你无权批准，让人民自己去决定，放松管制。放松管制并不是说整个社会陷入混乱，而是依法行政，依法治国，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建立透明的政治，公开的政治。就像发达国家90％以上的信息都是像人民公开的，所有的老百姓办一个很简单的手续就可以查阅政府文件，绝大部分公民都有权去查，不能去阻挠，哪个官员要是阻挠重责还要判刑。政治文件不给老百姓看，或某些政治的法规不给老百姓看就要判刑。所以发达国家所有的会议，除了法律律师要求，说这个涉及到国家的核心机密，国家的核心机密不是由政府自己说了算，而是由法律规定的哪些属于机密，出乎意外所有的会议必须公开执行，所有的会议老百姓都可以旁听，议会、国会的会议，老百姓办个手续都可以旁听。地方市的各种议会，以及它的行政会议，老百姓都可以旁听，大部分会议都可以旁听，文件都可以索取。我们中国现在也越来越强调这个东西了。各种行政要透明，怎么办事，有哪些要求，要办哪些手续都应该公开，公开行政，透明行政，只有公开透明才能够减少腐败，才能够克服腐败，这就是我们中国要走向一种规则，这样一种规则，这种公开、透明、讲信用的一种文化，建立各种完善的民主监督制度，不讲信用不行。比如说我们国家现在上海也在建立那种企业的信用档案，到时候所有的企业，只要简单的交几块钱就可以查询，所有的企业都是讲信用的情况，是否有不讲信用的？这样的话，中国从两千多年，或者是四五千年的这种人治文化逐渐过渡到法治文化，从一种暗箱操纵，一种权谋谋划改良为一种公开、透明、讲规则的，而不是不择手段的。大家非常喜欢看那个武打片，或者是金庸他们的那个武侠片，中国的武打也好，武侠也好，其中显著的特点就是不择手段，各种毒器，各种手段，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看金庸的各种小说那简直是眼花缭乱。这种文化西方是没有的，西方是什么文化，侦探文化。那种侦探是遵循一定规则的，或者歧视文化，道德文化，它是比较公开的，比较直接对抗的。
嘉宾：还有日本。
胡星斗：对，武士道文化。中国就是这种暗箱操纵，不透明的，不择手段的文化。所以中国要把几千年这不择手段的文化变成要守规矩的文化，要遵循游戏规则。我们现在要遵循各种政治的规则，以及经济、贸易各种游戏规则，要逐渐建立这种游戏规则，当然西方也有不讲道德，也有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但是它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制度经常能够把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把他踢出局。比如说像尼克松，比如说像前段时间的一个美国安然公司，像这种它往往都能够曝光。它要是不讲信用，不讲规则的，就有良好的制度让它曝光。中国未来就是要健全这种制度，最终就过渡到一种规则的文化。这样就使得五千年文化的中国，在我们现在它正在经历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过程。也许再过50年100年，整个中华民族我想会变得更加高贵起来，中国更加文明起来，我就讲到这儿，讲的不对，大家批评。
王雨墨：在我们讨论之前我们是不是唱唱歌？调节一下精神，好吧。
一起唱国歌。
王雨墨：胡老师给我们做了精彩的演讲，就是说让我们从制度层面来审视我们中华文化的权谋的一面。所以这个权谋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应该说是一个特色，但是我们这种特色不能把它继承下去。我们应该继承传统文化中间这个思维活跃，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然后吸取西方政治的规则、规范、制度。所以针对胡老师演讲，大家可能都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和感想，想把它表达一下，主动发言。
胡星斗先生文章:告别谋略之国
醍醐子曰：现实的中国人不以道德而以谋略著称于世，《老子》、《孙子》等谋略名著早已盛传于海内外。中国现存的历代兵书居世界之最，其议论之恢宏、智谋之深邃令世人颇有仰之弥高之叹。中国人还善于引史为鉴，直到十八世纪，中国史书之多超过世界各国这类书籍之和；在这些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政治、军事和人生谋略思想。中国诸子百家也以谋略见诸于世，这些谋略大到治国平天下，小到修身避难，为历代官僚士子所揣摩运用。
中国人的生活亦是谋略化的，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或进或退，或入世或出世，持中和，处柔顺，善变通，精辩证。人们常说，中国人私心重，不讲信用，不讲道德，不团结，不能合作，汉奸多，叛徒多，即是例证。还有，中国人都是深藏不露的，决不让人知道他现在想什么！总是让心思在肚子里活动，不会轻易表现在外。“喜怒不形于色”成为一句称赞别人的话，等于在教人阴险虚伪！而国人认为，没有经过大脑的愚蠢的正直、诚实只会降低自己在政治或商业对手面前的竞争能力，使自己为人所轻视。换句话说，想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生存，就得尽量地隐瞒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同时想尽办法去探知对方、揣摩人的心理。
可见，谋略是中国文化的主轴。中国堪称谋略之国。弟子问：何谓谋略？醍醐子曰：谋略指对事物高瞻远瞩、曲折迂回的认识，以及为了达到认识的目标所采用的间接的、神奇的、不合规律的、令人惊异的手段。具体地说，它是隐藏不露的政治计谋、运筹帷幄的军事战略战术、事半功倍的做事方法、风云变幻的人生策略。
中国谋略也是太和谋略，即中和、辩证、圆融、和谐、阴柔的谋略。孔子尚礼治，行中和，称“礼之用，和为贵”，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此即太和社会谋略；孟子欲为“天民”，和合天人，倡建仁政社会；董子立天人感应之说，混合阴阳，生克五行，追慕“太平世”；程朱称“物我一理”，陆象山称“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王阳明曰“知行合一”，这些都是“太和”之义。道家老子称“无为而无不为”，又曰“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和其光，同其尘”；庄子称“天人契合”、“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又曰“入其俗，从其俗”，皆深得太和谋略之精髓；墨子倡兼相爱、交相利，尚同，尚和；韩非子提出法术势互用、阴阳手段结合的南面术；鬼谷子主张协和人际、揣摩游说、燮理万邦，这些皆属太和谋略之流。
在中国，政治、社会、人生谋略通称“文兵法”，可见，它们的运用不亚于用兵。而且，中国政治谋略十分卑鄙、残酷，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阳奉阴违，奴颜卑膝，骨肉相残，投毒暗害，杀尽功臣，食肉寝皮，夷灭九族，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儒家的教化约束、秦始皇的官僚体制、韩非子的阴谋权术三位一体，形成了中国封建政治的特色。
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军事谋略巨擘，如孙武、吴起、孙膑、司马穰苴、尉缭、韩信、诸葛亮、曹操、司马懿、隋文帝、李世民、李靖、刘基、曾国藩等。他们的军事谋略的特点是，强调正兵与奇兵相结合、王道与霸道相糅、不战而屈人之兵、随敌制胜、攻其无备、求之于势和阵法，以及迷惑敌人等。相比而言，西方军事家更强调突击战、闪电战、阵地前决战、大规模调动包抄和速战速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即主张机动迅猛的进攻，拿破仑的元帅约米尼提倡集中用兵，猛烈出击，法西斯希特勒靠闪电战取得了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胜利。可是，中国古代的战争主要靠步兵，很少有骑兵，这样很难真正地做到快速，而且，给养十分困难，难怪中国的兵家强调“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孔子、老子堪称中国的社会谋略大师，孔子主张社会实行礼治，后来的儒家、法家都强调社会的秩序，而老子则强调自由主义的无序–––––“无为而治”，不干涉民间的活动。很有意思的是，有序、无序两者都能达到社会的稳态，有序的专制社会相当于分子能量集中于一个方向的激光，无序的民主自由社会相当于分子能量互相抵销的布朗运动，也是稳定态。民主自由社会由于团体的力量分散，人民的不满和愿望得以表达，暴力因素不被淤积，权力相互制衡，法制健全，领导层按照程序和选民的意愿更迭，因此，社会处于良性的运转之中。而中国自夏朝以来的古代社会没有形成哪怕是原始的民主机制，甚至于连这样的愿望都没有出现过（尽管有过老子的小农自由主义空想）。这不同于古希腊社会有较为完善的原始民主。
中国经济和经济管理谋略以管仲为奠基人，不过，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数商鞅的官商理论、范蠡或其师计然的经营理论、司马迁的自由市场理论。商子主张官营垄断，法治连坐，郡县耕战，范蠡善于择人任时，治产交易，司马迁倡导尊重人性，顺应自然，市场调节等等，皆为旷古之高见。
中国人生谋略的大师如云，孔子、老子、庄子、鬼谷子等灿若星辰。孔子重视修身齐家，不过，他又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很是狡猾，他还把伦理放在了真理之上。老子主张先了解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然后有心计地采取行动。庄子重在实现精神自由，为此，他认为必须“欺骗自己”。鬼谷子要求揣摩人心，接人待物以技巧及计谋，他的两个弟子苏秦、张仪就是这方面的高手。
可见，中国乃谋略之中国！倘若国人能少一点“谋”也即计谋，多一点“略”也即战略；少一点狡猾，多一点诚实；少一点谋略之“奇”，多一点逻辑之“正”，那就了不起了。 |
发表于 2014-8-5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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