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是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是中国政治思想史最伟大的人物。从孔子开始,中国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的时代。孔子对中国政治思想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整理、继承和丰富了以往的历史遗产,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包括:德治仁政,提出“为政以德”(《为政》)。礼治,周礼是儒家孔子所崇尚的社会政治规范,孔子要求统治者“克己复礼”,对民众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尊君重民,孔子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季氏》),不能自诸侯、陪臣出。人治与举贤才,孔子告诫鲁国季康子,“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告诫鲁哀公,“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礼记.哀公问》)。主张人治思想,孔子强调尚贤使能,呼吁“举贤才”和“举直错诸枉”(《为政》)。主张大一统;孔子憧憬文武盛世,怀念周初的一统天下,提出“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的政治理想。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汇集在他与弟子的言论集《论语》一书中。另外,孔子编写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反映了孔子的基本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而又完整的体系。孔子之后,孟轲和荀况分别继承和发扬了孔子思想的仁政德治和礼治思想,进而形成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庞大系统。孔子的政治思想经过后世继承和发扬,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并对东亚、东南亚、欧洲产生了影响。
  政治理想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小康”社会是孔子主张的较低的政治目标。“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是近期奋斗目标。
  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到其影响。
  政治主张
  孔子所处春秋末年,这时周王朝的统治已名存实亡。诸侯争霸,战争纷起,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期。孔子在政治上主张恢复周王朝的统治,从而达到社会的稳定。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
  孔子主张恢复西周盛世的周礼,认为要挽救“礼治”, 首先要求统治阶级成员要确实以身作则按周礼行事,以周礼来约束自己,这样 “犯上作乱”的事就不会发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上好礼则民莫不敢不敬”(《子路》,“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但孔子也认为对周礼应该有所损益,《论语.子罕》记载孔子所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以下。” 春秋时,出现了臣乐?君、子乐?父、少陵长、庶废嫡等违背伦理的行为,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政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僭越行为。因此孔子认为维护周礼,须从“正名”入手,认为“正名”是治国大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其作用在于用周礼的形式去匡正已经产生变化的社会。  
  针对春秋诸侯混战的社会现实,孔子大力宣传“仁”。《论语》曾从不同方面记载了孔子对“仁”的解释,“仁”是他心目中为人、处世、接物、从政的最高准则。孔子对“仁”虽有多种解释,但其核心则是仁者“爱人”(《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
  孔子认为对被统治的劳动者实行宽惠,即实行德政。德政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即经济上实行惠民政策,政治上对民宽刑罚重教化。经济上惠民,使民“足食”,“所重:民、食、丧、祭”。主张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反对统治者无节制地剥削人民,过分的剥削会造成“不均”,“不均”是有国有家者的大患。政治上宽民,即反对实行“不教而杀”的纯任刑罚的苛政,主张对人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论语•为政)认为德化礼教能禁止犯罪于未萌,比行政命令和法律制度更具有效力。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德”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统治者必须推行德治,表现为宽惠使民,轻徭薄赋,省法轻刑。二是统治者为人民树立道德榜样,启发民众的心理自觉。“齐之以礼”又包括:一方面统治者要模范的遵守礼的规定,从而感化和影响群众;另一方面是所有的人都应该用礼来规范自己,用礼来约束道德。这样,德化与礼教的结合就能防止犯罪和反叛。孔子重教化,轻刑罚,但他并不否认刑罚的强制作用,他视德与刑为为政治德两手,两手都要重视。“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他认为政治宽厚百姓就会怠慢,怠慢了就要用严厉来纠正;政治严厉百姓就会受伤残,伤残了就要用宽厚的政策补救。孔子基于“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认为犯罪可以通过德化和礼教来预防,罪犯可以通过仁德和礼义来教化,反对不教而杀,是道德教化为消灭犯罪的有效手段。认为审判和刑罚的目的在于消除争讼发生的原因,而不在于残酷的制裁,他的这一思想被后人归纳为“以德去刑”。
  为了实行德政,孔子进而提出“举贤才”的政治主张,《论语•子路》记载:“仲弓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赫小过,举贤才’”;又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进而孔子把民意也列入了考虑之列。
  孔子“仁”的思想以及由此而引伸出来的德政和举贤主张,就其根本来说,起着维护等级制度的作用,但它突破了奴隶制度的“礼不下庶人”和用人上的“亲亲”原则,而且仁的思想中包含着惠民思想,顺应了社会的进步,在当时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政治家修养
  孔子评价子产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认为他具备君子之道的地方有四个方面:自我修养,严肃认真;服事君王恭敬谨慎;教养人民多用恩惠;役使百姓合乎礼义。孔子通过对子产的评价,提出了作为政治家应该做到的四个方面的内容:严于律己;忠于君上;以恩惠教养人民;以道义役使百姓。这四个方面即包含对人对己,又包含了对上对下,是一个较为全面的评价和要求。正因为这样子产使郑国兴盛起来,居相位22年,并得到人民拥护,同僚支持,国君的信任。孔子对此大加赞扬,表达了他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家风范。
  孔子提出“举贤才”的主张,主张“学而优则仕”,从那些文化修养较高的人中挑选人才。认为“士”应当具备的标准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
  志于道,是孔子提出的“士”应具备的一种立志追求真理的精神。“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读书人立志学习和追求真理,但又以吃穿不好为耻辱,同这样的人是没有什么好谈论的。《论语》中的“道”,有道理、真理、正当的方法、做人的最高标准等涵义,志于道的“道”即指此而言。孔子对学习与追求这种道很重视,有“朝闻道,夕死可矣”之语(《里仁》)。据于德,即以道德为根据。孔子重视道德的价值,主张根据道德来处理政事,进而形成了系统的德治思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认为用德化来治理社会,人民不但知道廉耻,而且人心也会归服,就像群星环绕着北极星一样。他反对单纯用刑罚行事,主张统治者用自己的道德榜样来感化人民,对季康子云:“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依于仁,指以仁道为凭借。“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他主张处理各种问题都要依靠仁道。对人,要“爱人”(《颜渊》),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对己,要“克己”(《颜渊》),要“修己以敬”(《宪问》),“刚毅,木讷”(《子路》)。对事,要坚持真理,“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甚至“无求一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孔子最终的教育目的就是用仁道精神来培养“士”、“成人”、“贤人”等,其最高的政治理想就是追求仁道,以达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游于艺,“艺”是指孔子教授学生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有高低之分,射御为“六艺之卑”,郑玄称之为“伎艺”,孔安国谓之“小艺”,孔子亦有“吾少也贱,故为能鄙事,吾不试,故艺”(《子罕》)。书、数在其时亦属“伎艺”,惟礼、乐为艺之高者。于游艺中达到礼治天下之目的,是孔子追求的理想境界。
  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尧曰》),孔子认为君子治政应尊五美,而屏四恶。“五美”指“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即君子治政应提倡五种美德:给民众以实惠而自己不多耗费钱财,合理安排百姓劳作而不使产生怨恨;欲行仁政而不贪求;安详舒泰而不居功自傲;仪表容貌威严、庄重而不凶猛。“四恶”指“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会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屏四恶即强调为政应摒弃四种恶劣行经:不加教育便给以杀戮是为虐;只知苛求下属完成事先不给予训诫是为暴;先是怠慢其令,后突然限期,对误期者又加刑罚是为贼;同是给民以财物,却出手悭吝,犹如库吏之作为,是为有司,皆非人君之道。
  孔子还提出了君子治政应具备的其他的政治修养,如“在位谋政”,“士不怀居”、“安身取誉”、“善言心听”等,这些政治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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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是不可思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