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并不是纯粹的学术，而是一种指导实践的理论，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社会理想。简单的讲，理学要求重建合理的社会秩序。
儒教的本质在于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这种观点似乎经由马克斯•韦伯的发明而大行其道：
儒教所要求的是对俗世及其秩序与习俗的适应，归根结底，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世界的宇宙秩序是固定和牢不可破的，社会的秩序不过是世界宇宙秩序的一种特例罢了。伟大神灵的宇宙秩序显然只希望世界的尤其是人的幸福。社会秩序亦如此。只有融入内在和谐的宇宙之中，才能实现帝国“幸福的”安宁和心灵的平衡。
无论韦伯对儒教的理解够不够精确，儒学的本质在于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这种观点广受认同。如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有一章即以“秩序重建――宋初儒学的特征及其传衍” 作标题。既然理学要求建立一个理想的人间秩序，那就必然要求按理学的设想安排整个社会秩序，也即将整个社会秩序纳入到理学的体系当中去：
张载和程、朱都是先构思了一个理想的人间秩序，然后才将这一构想提升为宇宙论或形上学的普遍命题。在他们的构想中，人间世界必须建立在两个相反的因素之上：“理一”是统合性的因素，将人间世界融成一个整体；“分殊”则是规定性因素，将内部无数歧异――包括功能的、类群的、个人的――安排成一个井井有条的秩序。
因此，理学必然要求将专制政权的秩序也纳入到理想的人间秩序当中。但是，理学的主体是儒士，“理学家将重建秩序的大任完全放在‘士’的身上……因为他们不但掌握了‘道’，而且随时随地都在致力于‘道’的社会实践” ；而专制政权的主体是皇帝，这就出现了“道统”与“治（政）统”分离的情况。按照宋代理学家的观点，“道统”与“治统”从周公以下就分离了：
自“上古圣神”至周公是“道统”的时代，其最显著的特征为内圣与外王合而为一。在这个阶段中，在位的“圣君贤相”即已将“道”付诸实行，则自然不需要另有一群人出来，专门讲求“道学”了。周公以后，内圣与外王已分裂为二，历史进入另一阶段，这便是孔开创“道学”的时代……从此“道统”的尊号基本上便属于有“德”无“位”的儒家圣贤了……由于“道统”的传承已公认是儒者所特有的责任，于是便有“治统”一名相应而起，与“道统”形成相持而又互足的一对概念。
既然重建秩序的主体在于儒士，那么在“道统”与“治统”分离的情况下，将两者重新合而为一，则成了儒士、理学家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了。那么宋代的理学家们将这个任务完成的如何？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如果认为理学因为是理宗朝正统化，即意味着解决了“道统”与“政统”分离的问题，那就错了。这是因为，恢复“道统”的最终目标，并不在于承认孔孟至于朱熹的这个“道统”，而在于按照“道统”的理想来整饬人间秩序，这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将“政统”纳入到“道统”中去。但是，理学在理宗朝的正统化，只不过是赵昀等人出于权力斗争和巩固权位的需要，绝不意味“政统”纳入“道统”体系：
表面的崇道义以忧勤体国与背后的纵私欲而不恤万物失所在两重性，使得理宗对道学的伤害与他的前代君王相比具有麻痹性和内在破坏性……他（赵昀）这样做的目的是让那些力行造理的道学人士们能“为皇家立太平”，至于“皇家”在这种太平之中的所作所为，在史实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因此，如果说端平初召用道学人士是顺应当时政治力量的大势所趋，那么嘉熙以后的褒用道学人士就是在他明白了道学人士的奥之后的有效利用……也就是说，他在挂着道学这一“羊头”的同时，更加肆无忌惮地纵欲享乐……理宗则把理学异化为体用分离的内倾空疏理论，从而可以“挂羊头卖狗肉”的为所欲为。
从这种意义上说，理宗时期的理学正统化，不过是理学与皇权的苟且之合，并没有解决“道统”与“治统”关系的问题。显然，处理“道统”与“治统”关系，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处理“皇权”问题。根据余英时的研究，朱熹曾提出一套新“皇权”学说，来解决这个问题，将“治统”彻底地纳入到“道统”中去：
朱熹坚持用“无极”两字来描述“太极”，和他以“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来形容“理”，在思路上是一贯的。如果将这一思路落实到政治秩序上面，则“君”只能是一个“无为而治”的“虚君”。
他（朱熹）驳孔安国误释“皇极”为“大中”，显然是对于钦定解释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摧破。他训“皇”为“君”、训“极”为“标准”，即“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则尤具深意……依此新解，则人君只需“修身”为民树一“标准”，此外竟不必更有所作为。很显然的，他的“皇极”即是从“无极而太极”中“分殊出来的，要求皇帝作无为而治的虚君。
余英时撰《朱熹的历史世界》，其主旨在于论证宋代士阶层具有相当的政治主体地位，“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至少他们在政治上所表现的主动性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后面的元、明、清” 。毫无疑问，如果朱熹的“皇权”学说能够实现，那么宋代士阶层的政治地位无疑会上升到中国历史的一个顶峰。但问题是，这只不过是朱熹理想中的方案，在现实中断无实行的可能。历史的事实是，在南宋的理宗朝，理学获得了正统地位，但那不过是赵昀“挂羊头卖狗肉”式的权力利用，赵昀从来都没有认真地对待过“道统”和“治统”关系的问题。而一旦皇权真正试图解决“道统”与“治统”关系时，“道统”屈服于“治统”则成为唯一的可能，甚至“道统”将被完全纳入到“治统”体系中去。这种趋势，在明太祖朱元璋时已出现，到明世宗朱厚熜统治时已很明显 ，而到了清朝，“道统”则被纳入到“治统”中去了：
“治教合一”虽为儒家长远以来的政治理想，但这个理想落实到制度结构上，却是分而为二，各由“统治者”和“士人阶层”所承担；宋代以降，“道统观”逐渐发展成形，更赋予“士人”意理的基础，倚之与政权抗衡。但在康熙皇帝的统理期间，由于“道统”和“治统”的结合，使得“治教合一”的象征意义和结构上（皇权）真正化而为一，致使士人失去批判政治权威理论立足点。
既然落实到实现的政治层面，朱熹的“皇极”理论、“虚君”理想不能实行，那么余英时所谓的士阶层的政治主体地位、政治权力在宋代的提升，似乎也只是局限于他们的方案之中，只是理学家们的一厢情意，在实现的政治权力格局中并无可靠的依据。
总之，“道统”的问题，绝不只是哪几个儒士继承孔子大统的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包含着“道统”与“治统”从分离走向重新统一的问题 。的确，赵昀将理学扶植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是“道统”、“治统”重新统一的关键性一步。但是“道统”、“治统”真正重归统一，面临解决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是“道统”统一“治统”，还是“治统”统一“道统”，也就是“道尊于势”还是相反的问题。南宋理学的正统化，主要是出于统治者权力斗争的需要，因此并没有认真处理二统关系的问题，没有解决是“道统”统一“治统”，还是“治统”统一“道统”的问题。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朱熹的“皇权”新理论或许包含着“道统”统一“治统”的方案，但是这种方案从来都没有实行过，而从明清的政治史来看，历史最终给出的答案是“治统”统一“道统”，“道统”的抵制在“治统”面前显得十分脆弱。因此本文认为，理学正统化之于宋代“政治文化”的意义，终究体现在“治统”统一“道统”的过程中，终究体现在为专制统治提供一种“意识形态”上，而不是士阶层政治权力高涨这方面。
然而，本文并不认为“治统”最终统一“道统”，即意味着“道统”的失败。的确，当皇帝宣称自己代表“道统”的时候，“士”阶层自命的“道统”主体的地位被剥夺了，“士”阶层在皇权面前争取独立的权力来源的企图无疑是失败了。但是，“治统”统一“道统”，毕竟意味着“道统”的恢复、被承认、被实践，毕竟意味着二统的重新合一。 |
发表于 2014-8-5 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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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28 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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