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全真道,是金元时期的新兴教派,也是道教最重要的教派之一,全真也称全真派、全真教等。元以降,全真道与正一道作为道教两大道派,并延续至今。
全真道创教人王?(字吉吉吉品字形)(公元1112——1170),“全真”一名的由来,据《重阳教化集》:“(马钰)先生邀真人(王重阳)就城而馆之……因命所庵,曰全真”;“全真”也有保持本性的意思,《庄子.盗跖》中有:“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
王重阳以“全真”为“明心见性”。
全真教的创立时期,正值宋、金混战,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时代。当时,长期的兵荒马乱导致民不聊生,传统道教由于外丹夺命,长期不验而令神仙信仰危机四伏,另外,传统道教的大型斋醮往往耗费社会财富又引起不少王公庶民的不满,部分道士妖言惑众,甚或“擅人主权干预朝政”。这些都造成社会对一些传统道教教理显得犹豫、甚至产生排斥。
王重阳正是在此情况下,吸收儒家的忠孝观与释家的心性学说,并结合当时的新兴的内丹理论,创立了全真道。
王重阳主张在理论、修行上持儒(理)、禅(性)、道(命)三教圆融的道德性命之学;并特别强调必须先修明心见性之性功,后修命功,全精全气全神,不使亏污,以臻仙(真)境。他对外丹及符箓驱鬼之术持保留意见;要求教徒必须奉行“克己、忍辱,”“清修、自苦”,“不妻、素食”的苦行生活,不懈修道,从而最终达到“修身济世,超凡入圣”。
当时全真道规定道士必须出家(“不妻”)修炼,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也有了在家修行的全真居士。
传承与影响:
1、创教、布道时期:
王重阳,陕西咸阳刘蒋村人,出身富家,仕途无进。正隆四年(公元1159) 于在甘河镇(今陕西广县境)酒肆(一说屠肆)遇(钟离权、吕洞宾)二仙人,传授金丹口诀,乃弃妻、子入道,于终南山南时村作穴墓居之,名“活死人墓”。
大定七年(公元1167),王重阳放火烧掉所住茅庵,后东出潼关,云游至山东半岛,马钰、孙不二夫妇筑庵事之,庵名“全真”。王重阳正式亮出全真旗号,并先后收了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七大弟子。这七大弟子成为全真道兴旺发展的骨干,各自形成门派,后称“北七真”。
大定九年(公元1169)秋,他留王处一、郝大通在昆嵛山修炼,自己携邱刘谭马四大弟子返关中,途中于开封羽化。王重阳之后,大弟子马钰继任掌教,其余六真在山东、河北、陕西、河南等地传教,逐渐扩大了民间影响力。
马钰掌教期间,教旨以无为为主,离尘去俗,识心见性,以道士的朴素苦行吸引社会人士信向,他尚未与统治者结上关系,也未营造宫观。此阶段马钰的传教甚至曾遭受到官方猜疑,他曾自谓:“修真劝善遭官难”。遂将教事托付刘处玄丘处机,自己还归故里,谭处端等继续传教于北方。
2、布道、壮大时期:
从公元1187至1219年间,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等先后掌教,这是全真道进一步发展而渐渐壮大的时期,全真道以山东半岛为活动中心,开始营造宫观,建立宗教活动基地。随着全真道在民间势力的增大,也日益受到各朝廷的重视。大定二十七年(1187),金廷召王处一至白云观,次年又征邱处机讲道,泰和元年(公元1201)、三年(公元1203)王处一两次被征召,皇帝的一再征召,反过来又提高了全真道地位,促进了它在民间的流传。
金兴定三年(公元1219年),元太祖成吉思汗遣使臣刘仲录召邱处机,翌年(公元1220)与十八名弟子同往西域,一行由莱州出发,行程万里,历时二年,到达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见成吉思汗劝以戒杀。被尊为“神仙”,赐爵“大宗师”,掌管天下宗教。公元1224年东归后,邱处机回到燕京(今北京),住于太极观(后改名长春宫),该观从此成为全真道首脑机关所在地。
从此,全真道的逐步发展并渐趋鼎盛。邱处机提出“立观度人”,此后全真弟子大建宫观、广收门徒的活动大为展开,全真道观逐渐遍布北方。公元1227年,邱处机卒,葬于长春宫处顺堂,即今天的北京白云观。从邱处机掌教后,全真道有了快速地发展。
3、壮大、鼎盛时期:
元初,邱处机羽化后,继起掌教者尹志平、李志常等进一步拓展全真事业,使全真道获得进一步发展,步入顶峰。全真道大建宫观,广收门徒,出现许多知名道士,全真道一派道门兴旺景象,它不仅在北方成为道教重心,还渡江南传,江、浙、鄂、闽等地都有了全真道的活动踪迹。
元初江南全真道最大的活动点在湖北武当山,徒众甚多。全真道南传之前,江南已有金丹派南宗炼内丹,自称丹法出于钟、吕、刘,与北方全真道同源异流。南宗教团不大,未受元室重视,于是南宗徒裔在元代纷纷合流于全真门下,其著名者有李道纯、陈致虚等。
至此,全真道传遍大江南北,盛极一时,与正一道势力不相上下。全真道政治地位因元室册封全真祖师而有了很大提高。至元六年(公元1269),忽必烈诏封全真道所尊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五祖为“真君”,后人称为北五祖;又封王重阳七大弟子为真人,世称“七真”。至大三年(公元1310),元武宗又加封全真五祖为帝君,七真为真君,邱处机弟子尹志平等十八人为真人。不少全真道高道知集贤院道教事。
在此期间,全真道的裔教如尹志平、李志常都是邱处机“全真龙门派”的传人,他们巩固了祖教“全真道”的鼎盛局面。另外,全真的各分支也颇为兴旺,如“全真盘山派”代表人物王志谨,(初为郝大通弟子,郝羽化后入邱处机门下),他对王重阳、邱处机形成的心性学说在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把宗教伦理道德也纳入心的范畴;还有“中派”的李道纯,自称其宗曰“全真”,他从三教合一的理论出发,较为系统的提出了内丹修炼程式,丰富了全真的理论。
4、外盛内衰时期:
到了元中期至元末,全真道渐呈外盛内衰之象,这一方面是元政府担心其势力太大而加以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天师道融合各符箓道派的精华、并形成以天师道为代表的正一道复兴造成的原因;同时,全真道前期“掌管天下宗教”的地位引起了释家的强烈妒忌,(元宪宗即位后才规定,僧海云掌佛、道李真常掌道),多次上奏弹劾打击的缘故。
但更主要的是,全真道教风有变,教首集团长期安逸、不再提倡趋“克己、忍辱,”“清修、自苦”,“不妻、素食”的苦行生活,从而趋于蜕化:从安贫抱素到崇尚奢华,加上首领贵族化,贪图虚名,教内缺乏高道,等等,这些都引起世人的普遍排斥。与此相比,正一道成为元代中后期更为兴盛的道派。
5、平静传教及清初中兴时期:
经元末明初的整合,明清两代道教正式定型,主要归为两大道派:以符箓为主的正一道,和以炼养为主的全真道。但是,这也是一个道教逐步走向衰落的时代。明太祖朱元璋即把道教分为正一、全真,他认为全真道独为自己,而正一道可以益人伦、厚风俗,故明代从明太祖洪武初期即命正一天师掌管天下道教事。正一天师遂成为道教的首领。
整个明代,全真道都不大受朝廷重视,政治地位低落,故全真道士多隐修于山野,其高者以气功异能引起人们的叹赏,或以高隐深遁博得朝野的佳誉。与正一道士的荣华相比,这些也表现出传统道教中清静无为、隐沦遁世的一面。
其中如无垢子何道全(公元1319—1399),他多年隐于终南,后云游东南,著有《随机应化录》言心性内丹;混然子王道渊撰有《道玄篇》等阐扬内丹修炼。
最著名的,当属“隐仙”张三丰。张三丰生卒年不详,从明太祖至明成祖,朝廷多次派人寻诏,却隐遁高蹈,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他认为三教同源一致。
认为自古道法分正邪,道儒释皆为正教,三教虽创始人不同,但都“修己利人,其趋一也。”因此,“牟尼、孔、老皆名曰道”。主张“玄学以功德为体,金丹为用、而后可以成仙”。张三丰自己似未创立教派,但在他门下形成一个高标隐逸的教派,称“隐仙派”,武当山各派道团也多认得其所传,张三丰一系,也属于全真派。此时期全真还衍生出不少小支派,如全真龙门的支派“龙门灵宝派”、“金山派”等等。但都影响不大。
清代,全真龙门派律宗第七代律师王常月,于清世祖十三年(公元1656) 奉旨说戒于白云观,三次公开传戒,既讲修炼次第,又讲修炼方法,再次肯定了全真“先性后命”
对道教“长生不死”的思想作了新的解释,“不死者我之法身,长生者吾之元气”。他发展了大批教徒,弟子众多,各自于各地形成多个全真道龙门派支派。王常月让本已衰落的全真道、甚至是整个道教得到复兴。他本人也被誉为“中兴之祖”。
王常月之后,由于外部其他民间宗教的争夺地盘以及儒释两教的攻讦等原因,更主要的是内部缺乏高道,理论少有突破,吸引不了太多的信徒注意,全真道、甚至整个道教走向没落,至乾隆时已成为“诗、画”之资,他有御诗:“颓波日下岂能回,二氏于今自可哀,何必辟邪犹泥古,留资画景与诗材”。
6、至现代,全真道传承不绝,与正一道并为道教两大派,它虽然内部颇多支派,但仍以龙门最为兴旺。全真道三大祖庭为北京白云观、山西芮县纯阳宫、陕西户县重阳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