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不是日历,甚至也不是钟表。当下一个新年到来时,我们会把过去一年的日历揉成一团,或者把日历上美丽的画片剪下来小心翼翼地保存,而把标注着时间刻度的那一部分扔进垃圾箱。钟表的遭遇是一样的:当它们破损之后,时间的含义便从它们身上剥离掉了,我们会抛弃它们,而不论它们曾如何紧密地与时间相连。
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时间远离日历;钟表模拟时间但最终与时间本身亦相谬千里。我们只是用日历标刻时间,用钟表模仿时间的流转与循环,但它们却只是时间的投影。
我们得在另外一些东西之上去琢磨时间的含义。譬如,稻谷之一熟,草木之一枯,布谷鸟的来与去,月亮的阴晴圆缺……时间最本质的含义在这些事物上流露得明明白白,沉淀得清清楚楚。当哀牢山云絮奔涌的天空吐出了布谷鸟的第一声呼叫,哈尼族人就知道了:新的一年来到了;当乌苏里江湍急的水流里扑闪出鲑鱼洄游的第一道光影,赫哲族人便相信:又一年过去了。
这才是时间。这是时间最真实的形象。
日子与日子看似相同,但实质不同。这需要眼睛的观察与心灵的颖悟,需要人与天地沆瀣一气,用身体去沉浸,用性灵去把捉。在宇宙苍穹之下在历历万物之上对日子细细分辨。当时间本来隐藏着的刻度被一一辨识出来,当时间流程的节点被从所有的日子里一一挑选出来,大化流衍的隐秘节奏,宇宙运行的美妙韵律,也就历历在目。那些相交、相和、成为界限的时刻,就是天地自然的“节”——节点、节奏、节律;而人对之投入、感悟、交激、体会,就是人的“节日”。
天地自然的“节”,就这样化作人的“节”——归于天地的节,是节令;归于人的节,便是节日。
二、人类所有节日的起源,大致有四种:一、天时地气交和之节点;二、神话、传说、宗教;三、历史事件与人物纪念日;四、国家、政府的行政规定。
西方国家的节日中,起源于后三者的,居多。
东西方的节日文化看来颇不相同。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多世纪间的中国人,一直在致力于分辨中西方文化的异同。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视角。
从节日文化看,西方重人事,古代中华重天道;西方在天幕之下搭建节日的舞台,人是这舞台的绝对中心;古代中华则将天幕本身当舞台,人是这舞台上的角色之一,而台词脚本不完全由人写就,人在台上得跟自然对话,跟天地对话,步着它们的韵律踩出法天则地的舞姿。西方文化重情感、娱乐,节日成为情感喷射的井口;古代中华则在节日容载“参赞化育”(《礼记》)的价值观——天的作用是“化”,化生万物;地的作用是“育”,养育万物;人的作用是“赞”,助成天地之功;三者各尽其能而融为一体,是为“参”。
不过,事情不可绝对视之。有民俗学者就发现:复活节实际上就是春分,圣诞节也许内在地与冬至相关。但不论怎样,西方节日文化的主流却大致地回旋于宗教、历史、人事之间。古代欧洲人过带着宗教色彩的万圣节,近一百多年间的欧洲、北美人,过出于传说的情人节,还过出于纪念人物与历史的母亲节、父亲节、劳动节、退伍军人节(纪念一次大战结束)。
然而一切事情,到了近代中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这样一个假想吧!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人——假设一下,他就是那位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他曾经那么热情地赞美过一个阳光明媚的、童话般的中国:“……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穿越时空来到20世纪末的中国,他发现了一张中国人的节日名单:春节、妇女节、植树节、劳动节、青年节、儿童节、建军节、教师节、国庆节。这位自称“努力地读完了能找到的与中国有关的所有书籍”的诗人,一定会在心中大大地惊讶:他所了解的中国人,似乎过的是另一种朝向的节日啊!对比两种完全不同的节日谱系,他定会在心里暗自推测:这个国家或民族,必是经历了巨大的文明创痛和精神突变,否则,怎么至于有如此强烈的断裂呢?
事实就是这样: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所过的节日,与自己的传统几乎没有关系。在恢复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四个节日的国家法定地位之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近代以来的节日谱系与自身传统形态的差异,可能是最大的,是最缺少自身文化传统的。
三、有两把利剑,斩断了我们的节日传统。
出于对遭受西方列国欺辱的沉痛反思,“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批判,最终发展成严苛的文化自戕。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曾计划把传统节日改为公历庆祝,为此,不惜采取强硬的行政干预。到了什么程度呢?——谁卖年货,就把谁的店铺砸烂!
在稻谷之一熟里体验漫长一年的开始与结束,多么本真、多么纯粹的时间感知啊!而今现代化可令稻谷两熟或三熟。全球气候变暖,让那些把目光沉浸在天空里的人们,望穿双眼也等不到候鸟带来的讯息;而冬眠的动物们终于也变得无所适从了,在冬日里早早醒来,紊乱了数万年的生命时钟。古老的宇宙时间被颠覆了。
一个多世纪以前,西方现代性用鸦片战争切断了中国的文化自尊,让中国人在仓惶之间,把文明的步调比照于西方文化来设计;一个世纪以后,西方现代性又以高科技、信息社会、全球化,进一步抢占中国文化残留的空间。
在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的一份调查里,有57.1%的中国男性认为:“中国传统节日停留在吃、穿等物质层面,而外国节日更注重精神的交流。”另有60.7%的女性认为:“外国节日轻松自在,中国传统节日过得累。”
是什么把中国传统节日竟变成了吃和穿?又是什么把中国传统节日变得不再有精神交流?甚至变得连轻松都寻不到了?古人清明插柳、赏青追远的那番韵致呢?而重阳登高,茱萸系臂,菊花簪发,放目苍崖的那番高远呢?端午节沐兰汤、佩香囊、缠彩缕、食五毒饼、划龙舟、打马球的那番情趣呢?上巳节佩兰、祓禊、踏青、游春的那番情怀呢?而至中秋,人与月色清风相伴,抬头望月,低头思亲,品香茗美酒,赋诗词赏菊花的那番空灵雅意呢?
不是传统缺乏意义;而是传统在历史的羊肠小道上磕绊与迂回时,不幸丢失了意义。中秋节变成了月饼节。精美的、光彩照人的天价月饼、黄金月饼,将月光的清辉消蚀一空;一个淳朴的节日,被商品经济变得虚夸浮华,变得面目模糊,变成一个可疑而庸俗的商品促销者!中国传统节日的价值性生存,在历史弯曲的隘口里,被消费主义再使出最后一记重拳,终于抽去了它残存的一丝游魂。
同样的事情,在少数民族地区大量发生。2007 年的哈尼族新年“昂玛突”节,云南元阳县新街镇摆出了600桌长街宴,蜿蜒逶迤,蔚为壮观。各级各部门的行政官员及社会各界代表,亮出手中的入场券,鱼贯入场。菜肴十分精美,整齐划一,数量、品种都是同一制式。原来,长街宴的菜食并非出自民间,而是镇政府花了每桌200元的价钱,把生意给了当地餐馆。
此时,“昂玛突”的真正拥有者,那些面色黝黑的哈尼民众,却被围在“长街宴”黄色的警戒线外,不时地踮脚,朝里张望,看看热闹。
他们成了旁观者。他们失去了庆祝节日的资格。而“长街宴”的发明者,正是他们的祖先。
本来的长街宴呢?——丰收后的哈尼人,将自家饭桌拼接起来,每家捧出几道菜,众人喝酒谈天,说古道今,追诵先祖功绩,祈求寨神护佑,互道祝福。席间,年轻人击鼓而歌,兴起而舞,编织村社互助相爱的亲情网络。
一个纯朴的民间节日仪式,被取其形,抽其魂;之后,便成为一道奢华、浮躁的风景,成为一张推销地方经济的虚伪的视觉名片。
仪式变成了空壳。但是,节日终究是一个民族躯体上那条最绵长、最有韧性的红线啊!它承载了多少文化的精魂?然这悠远的珍稀的价值,却正在变得脆弱、轻忽,也许,一扯就会断。
所以,在新年到来之时,这样的祈祷和祝福,应当在天地之间,沉沉响起:我们民族的节日,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