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非常看重这个“信”字。在他看来，从个人的角度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不过，这并不是孔子关于“信”的思想的全部，而仅仅是一个侧面。孔子关于“信”的思想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不“信”的一面。
孔子周游列国备尝艰辛，屡遭险境。刚刚遭受“匡地之拘”之厄，准备重新返回卫国。途径蒲地时，正赶上公孙氏要凭借蒲地反叛卫国。他们知道孔子很有才能，不希望孔子为卫国国君所用，恐于己不利，于是就派人阻止孔子前往卫国。
孔子有个弟子叫公良孺，勇力过人，带着自家的五辆马车与孔子同行，保护孔子。公良孺见此状，非常愤慨，对手下人说：“自我跟随老师周游列国，先有匡地之拘，后有宋国伐树之难，现又遭受蒲人围堵，难道这是命吗？与其看着老师受难，还不如让我们和他们拼了！”说罢，拔出长剑，要率领众人与蒲人玩命。这边一要玩命，蒲人那边反倒有些怕了。他们提出条件说：“如果你们不到卫国去，我们就不为难你们。”孔子同意了，于是双方订立了盟约。蒲人打开东门，让孔子一行人离开了蒲地。但孔子出了蒲地之后，绕了一个弯，仍然西行去了卫国。这时，子贡提出了疑问。他问孔子：“难道我们盟了誓也可以违背吗？”孔子说：“他们用盟约要挟我们，本身就不合于道义，当然就可以违约了。”
其实，孔子的这次事件恰恰说明，“信”并不是至高无上的，讲“信”是有条件的，是以更高层次的道义和利益为前提的。
在《论语•宪问》篇中，有这样一段子贡与孔子之间的对话，很有点意思。
这次，子贡是从“仁”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子贡说：“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在这里，子贡对管仲先以公子纠为主子，桓公杀公子纠后，不仅不为公子纠尽忠报仇，反而又认桓公为主子的行为颇有微词，隐含着指责管仲是个贪生怕死、追求富贵的小人。但孔子却对管仲的评价极高，认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意思是说，如果管仲只知为公子纠尽忠报仇，而没有匡扶天下、造福百姓的宏图大志和伟业，则只不过是“匹夫匹妇”的行为，根本不值得赞扬。在与子路的一次谈话中，孔子更直截了当地赞赏管仲因为“不以兵车”“九合诸侯”（宪问篇）而可以称之为仁人。
在对子贡的回话中，“谅”是“小信”的意思。在这里，孔子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信”，即与造福于社会的“大信”相比，忠于君王个人的行为只是“小信”。孔子认为，若管仲只知兑现承诺，说话算话，不知变通，分不出大小轻重，守小信而失大信，则只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匹夫匹妇”而已。恐怕也正因为如此，孔子才有“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子路篇）的断语。而孟子则更进一步，干脆得出了“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的结论。将“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看成做大事业者或有德行的人的座右铭。
所以，孔子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真正告诉我们的，既不是应该脱离开利益，抽象孤立地讲诚信，也不是不应该讲诚信，而是不应该脱离开利益讲诚信。从孔子一生极不成功的道德实践中，我们可获得的启发是，从道德入手解决道德问题，即用道德之挠解决道德之痒是无效的，只有制度之挠才可以解决道德之痒。只有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建立起可以保护全体社会成员利益均衡的社会制度和规则，诚信的道德秩序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
发表于 2014-8-5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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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15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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