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生肖文化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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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文化的起源，有许多种说法。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我国的民间故事讲，轩辕黄帝要选十二种动物担任宫廷侍卫。猫托老鼠报名，老鼠给忘了，结果猫没选上，从此与老鼠结为冤家。大象也来报名，被老鼠钻进象鼻子里，把大象赶跑了。剩下十二种动物，原本推举牛居首位，老鼠跳到牛背上，猪跟着起哄，结果老鼠排第一，猪排为倒数第一。龙和老虎也不服，被封为海中之王和山中之王，排在了老鼠和牛的后面。兔子不服，与龙赛跑，这样兔子又排在了龙的前面。狗在旁边看着不服气，就咬了兔子尾巴一口，结果狗被罚到了后面，而兔子的尾巴从此就变短了。蛇、马、羊、猴、鸡也经过一番较量，才一一排定了先后位置。
这个民间故事，可能不完全是虚构的（许多民间故事都记录着远古文化信息，例如牛郎织女描述的实际上是先夏时期黄帝族与炎帝族通婚的故事）。在我国先秦典籍里，就提到黄帝驱使各种野兽作战，《山海经》里也记录着许多部落“使四鸟（虎、豹、熊、罴）”，这些所谓的“野兽”实际上是远古部落或氏族的图腾动物。因此，民间故事说黄帝选十二种动物为侍卫，也可以理解为黄帝部落联盟里面有十二个主要的部落成员。
除了中国有十二生肖之外，其它国家也有生肖。缅甸人有八大生肖，星期一出生的人属虎，星期二出生的人属狮子，星期三上午出生的人属双牙象，星期三下午出生的人属无牙象，先秦四出生的人属老鼠，星期五出生的人属天竺鼠，星期六出生的人属龙，星期日出生的人属妙翅鸟。
墨西哥的十二生肖与中国的生肖文化相同，其中虎、兔、龙、猴、犬、猪与中国完全相同，其余六种则是当地的常见动物或古代常见动物。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墨西哥的生肖文化，是从中国传去的，并结合当地动物情况进行了调整。
埃及、希腊、巴比伦的十二生肖动物（十二兽历）基本相同，它们是牡牛、山羊、狮子、毛驴、蟹、蛇、犬、猫、鳄鱼、红鹤、猿、鹰（巴比伦生肖里没有蟹，而是有蟑螂）。这些国家或民族的生肖动物与中国的生肖动物相比，狮子相当老虎，毛驴相当马，猫取代了兔，鹰取代了鸡，鳄取代了龙，蟹和红鹤更换了老鼠和猪。
接下来的问题是，古巴比伦人的十二兽历与中国的十二生肖在文化内涵上又有什么不同呢？简洁地说，中国的十二生肖文化的内涵比十二兽历更丰富。这是因为，十二生肖文化包涵着十二兽历，而十二兽历未必能够形成十二生肖文化。具体来说，十二兽历仅仅是用12种动物来纪年，而十二生肖文化不仅是在用12种动物纪年，还认为不同年份出生的人应该模仿该动物纪年的动物的习性（所谓“肖”就是模仿和相似）。
此外，印度也有十二生肖，根据印度神话《阿婆缚纱》的记载，十二生肖动物原为十二个神的驾兽，它们分别是招杜罗神的鼠，毗羯罗神的牛，宫毗罗神的狮，伐折罗神的兔，迷立罗神的龙，安底罗神的蛇，安弥罗神的马，珊底罗神的羊，因达罗神的猴，波夷罗神的金翅鸟，摩虎罗神的狗，和真达罗神的猪。不难看出，印度十二生肖的狮子相当于中国的老虎，金翅鸟相当于中国的鸡（原本为凤凰），也就是说印度的十二生肖与中国的几乎完全相同。
那么，究竟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发明的十二生肖呢？发明十二生肖（十二兽历）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十二兽历顾名思义就是用12种动物分别纪十二年。换句话说，古人是因为发现不同年份更适宜某种动物的生存，才会用这种动物作为这个年份的象征动物。至于为什么存在着12年的周期轮回，因此只能是12种动物，而不是10种动物或14种动物，这又涉及到天文生物学的问题。
众所周知，对地球上的生物影响最大的天体是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以及彗星、陨石等。其中，与12年周期循环变化最接近的天体现象，一是木星绕太阳一周的时间为12年（近现代测定为11·8年），二是太阳黑子活动周期平均为11年。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十二生肖的起源与木星12年绕太阳一周的运动有关。也就是说，木星在绕太阳旋转的周期中，它在太阳系的不同位置，对地球的气候产生了不同的作用，从而影响到不同动物的生存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各文明古国里，唯有中国的典籍明确记载了木星周期运动对地球气候的影响。《玉函山房辑佚书》收有《计倪子》一书，该书记有：“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以智论之，以决断之，以道佐之，断长续短。一岁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则资车，旱则资舟，物之理也。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是以民相离也。故圣人早知天地之反，为之预备。”计倪子又名计然，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曾拜计倪子为师。
《计倪子》的上述观点，从今天的角度来说，属于天文环境经济学，他研究的是天体位置对地球自然环境变化的规律，以及这种规律变化对社会经济的作用。所谓太阴，实质上说的就是木星，意思是：当木星三年位于“金”的方位时，农作物丰收；当木星三年位于“水”的方位时，将发生水涝灾害，农作物减产；当木星三年位于“木”的方位时，农业收成好，人们生活安康；当木星三年位于“火”的方位时，将出现旱灾，农业收成不好（在五行里，金代表西方，水代表北方，木代表东方，火代表南方）。人们只要掌握了这种规律，就可以提前作好准备，并由此而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
《计倪子》的上述一番言论，又与十二生肖有什么关系呢？笔者在十几年前撰写《神妙的生肖文化与游戏》一书时，注意到十二生肖动物的排列也存在着三年一组的规律性，以及食草动物与食肉动物的交替性。具体来说，鼠年、牛年适宜食草动物生长，食草动物多了又适宜食肉动物（虎年）的生长；因此，鼠、牛、虎这三年相当于木星位于“金”的三年，是风调雨顺的好时光。食肉动物多了，食草动物就少了，就到了兔年；龙是水族类代表动物，蛇性喜潮湿，表明这几年雨涝洪水频仍，相当于木星位于“水”的方位。马年、羊年又适宜食草类动物生长，猴喜吃树上的果子，看来这几年又是雨顺风调，正好对应木星位于“木”的方位上的情况。鸡是鸟类的代表性动物，鸟类的主要食物是昆虫，而昆虫在天旱时往往得到大发展（这正是旱年闹蝗虫的原因），因此鸡年表示旱灾严重；狗和猪都属于杂食性动物，它们在天旱情况下的生存能力特别强；也就是说鸡、狗、猪这三年是旱灾年，相当于木星位于“火”的方位时的自然环境状况。
至于《计倪子》所说的“一岁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则是一种对自然变化的更细微的观察。笔者是这样理解的，即在风调雨顺的三年里，第一年气候最好，第二年次之，到了第三年气候条件就开始发生了逆转。同理，在水灾的三年里、雨顺风调的三年里、旱灾的三年里，同样存在着上述程度的变化。不过，对于动物的适宜程度而言，还存在着滞后现象；这种情况类似一天里最热的时间并不是正午，而是午后一个时辰（即下午两点）。
综上所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是中国人最先发现了木星绕日运动周期对地球生物圈的作用。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远古时曾经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木星绕日的周期非常接近12年，而且当时的木星可能比今天更明亮，对地球生物圈的影响更显著。
与此同时，中国人也是最先观察太阳黑子的民族，所谓太阳里面有三足乌，正是对太阳黑子的形象化。在远古的时候，太阳黑子的活动周期也可能曾经非常接近12年，而且太阳黑子的活动也可能更强烈，这也会对地球生物圈产生明显的影响。因此，远古木星运动周期对地球生物圈的作用，有可能叠加了太阳黑子周期变化对地球生物圈的影响（太阳黑子的活动周期，可能与木星的运动周期有关，因为木星是太阳系里仅次于太阳的天体）。
事实上，中国人在非常早的时期就发现了木星的运动规律。根据《经典图读山海经》，我国古代天文学非常发达，并出现过许多天文学家。例如，《大荒西经》的日月山就是一座著名的天文台，天文台长名叫嘘，又名噎，他的职责就是“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即观测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的运动规律。噎又名噎鸣，《海内经》称“噎鸣生岁十有二”，意思是说噎鸣发现了木星十二年绕太阳一周的规律，并为每一年的木星分别起了名称。据此，我们可以说噎鸣（颛顼的后裔或炎帝的后裔）是十二兽历和生肖文化的开山鼻祖。
从这个角度来说，生肖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星宿文化，或者是星宿文化的一部分。为此，我们这里有必要简洁地介绍一下二十八星宿。二十八星宿是分布在黄道附近的28个星座，它们是月亮和土星在太阳系运行的留宿地（从地球的角度来看的视运动轨迹）。有趣的是，我国古代也将二十八星宿与28种动物挂钩，其中就有十二生肖动物。
具体来说，东方青龙七宿，角（蛟）、亢（龙）、氐（貉）、房（兔）、心（狐）、尾（虎）、箕（豹）；北方玄武七宿，斗（獬）、牛（牛）、女（蝙）、虚（鼠）、危（燕）、室（猪）、壁（蝓）；西方白虎七宿，奎（狼）、娄（狗）、胃（雉）、昴（鸡）、毕（鸟）、觜（猴）、叁（猿）；南方朱雀七宿，井（犴）、鬼（羊）、柳（獐）、星（马）、张（鹿）、翼（蛇）、轸（蚓）。
不难看出，二十八星宿动物是以龙为首，这与十二生肖动物以鼠为首明显不同。但是，如果仔细看，可以发现两者仍然有着排序上的相同规律，只是前者被分成了两段，即二十八星宿的动物，若从虚宿的鼠开始，向前追溯则依次为牛、虎、兔、龙；然后，再接着轸宿的蛇，向前追溯则依次为马、羊、猴、鸡、狗、猪。
那么，二十八星宿的动物排列法，与十二生肖动物的排列法，孰先孰后呢？这个问题专家学者也没有定论。不过，一般来说，人们认识世界多半是从简单到复杂，因此十二生肖动物排列法的出现可能先于二十八星宿动物排列法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