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据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地位的儒家学说，在孔子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因时代背景的变化而屡屡被扬弃改造，但它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却始终没有被撼动。进入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工业文明疾风骤雨般涌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儒学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了。在那个存亡继绝的年代，也有那么一批饱学之士，他们深谙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接受过西方文明的洗礼，“在西化狂飙吹散中土自家无尽宝藏的时代里，直接反求本心，立定方向，以孤往的大勇，终身在学问思索中冥会见体”，为并不领情的我们坚守着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最后底线。这些人中，以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最为代表，他们被尊称为现代新儒家“三圣”——“三圣”的称呼，是我在三月份的凤凰卫视“智慧东方”节目中首次看到的，对三位先贤我也一直很推崇，所以搜集了他们的有关材料写此博文并简单介绍一下二十世纪新儒学的发展。
马一浮(1883-1967)幼名福田，更名浮，字一浮，又字一佛，号湛翁、被褐，晚号蠲叟、蠲戏老人，绍兴长塘(今属上虞)人，现代著名国学大师。幼习经史，16岁应县试名列榜首。1899年赴上海学习英、法、拉丁文。1901年，曾与马君琥、谢无量在上海合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介绍西方文学，1903年6月，赴美国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后又赴德国和西班牙学习外语。1904年东渡至日本学习日文。1911年回国，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学术，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蔡元培曾邀请赴北京大学任教，但因为对于现代教学体系的不认同而未能成行。蒋介石许以官职，均不应命。抗日战争爆发后，应竺可桢聘请，任浙江大学教授，又去江西、广西讲学。1939年夏，在四川筹设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抗战胜利后回杭,1953年任浙江文史馆馆长。1964年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是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精诗词，书法多山林气，篆刻篆刻崇尚汉印。一生著述宏富，有“儒释哲一代宗师”之称，主要有《太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继编》、《朱子读书法》、《老子道德经注》、《蠲戏斋佛学论著》、《马一浮篆刻》、《蠲戏斋诗集》等。所著后人辑为《马一浮集》。
马一浮被周恩来总理称之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丰子恺以他为师，李叔同以他为友，梁漱溟称他为“千年国粹，一代鸿儒”，熊十力推许他说：“马先生道高识远”。贺麟则评论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又说：“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青年时，他与同乡马君武、马叙伦游，风华正茂，“各自负以天下为任”，然而不久后，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大约从1912年或1913年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一直在杭州，孑然一身，身居陋巷，潜心研究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二十年间乐道不疲。著名画家丰子恺在其随笔《陋巷》一文中，称马一浮为“今世的颜子（渊）”。抗日战争爆发后，激发起了马一浮的一片爱国热情。他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的守则，在南下避难的旅途中，第一次应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先后于江西的泰和与广西的宜山为浙江大学的学生开设“国学讲座”。关于开设这个讲座的意义，他是这样说的：“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他首先拈出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教大家立志，希望大家“竖起脊梁，猛著精彩”，“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泰和会语》）。可见，他是把对学生的抗战爱国教育，贯穿于这些讲座之中。1939年夏，他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建了“复性书院”，担任主讲，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也是马一浮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著作都是这一时期发表的。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又回到了杭州的陋巷，重新隐居林下，唯主持智林图书馆，继续选刻古书。解放后，他担任过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但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不以俗务打搅，让他在杭州家中（花港蒋庄）安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然而，在十年浩劫中，他也未能幸免。
马一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理论，从形式上来看是相当固守传统的。他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全部中国文化都可以统摄于“六艺”之中，即所谓：“国学者，六艺之学也”。马一浮认为心、思想是一切文化学术之根本，“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因此，他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于“发明自心之义理”，而且说：“须知教相多门，各有分齐，语其宗极，唯是一心。从上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尔雅台答问》卷一）在这一根本观点上，他与熊十力、梁漱溟等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在具体论述和践行上，则诚所谓“各有分齐”了。可以说，在马一浮那里，全部文化或哲学问题，以及全部教育问题，都只集中在一点上，即“发明”和“反求自心之义理”。他的文化观和哲学思想是彻底的唯心主义。马一浮不仅主张破除程朱陆王的门户之见，而且主张破除儒佛、儒道、佛道，以及儒、佛、道内部的种种门户之争。马一浮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阐发他的理学思想的，这也就是他在《复性书院学规》中提出的“可以终身由之而不改，必适于道”的四点：主敬、穷理、博文、笃行。他指出：“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复性书院讲录》卷一）可以说，穷理致知是马一浮理学思想的核心，从这里出发，又回归这里。
熊十力（1885—1968）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汉族。清光绪十一年农历正月初四日（1885年2月18日）出生，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张家湾人。幼时在家随兄读书，14岁从军，1905年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在校期间，加入武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反清革命团体，武昌起义后参加光复黄州活动，后赴武昌，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参谋。1917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决意专心从事哲学研究。先后在武昌文华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全国解放后，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参加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1968年5月23日因病在上海逝世。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也遍及全国和海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熊十力主要的哲学观点是：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他所谓“体”是“心体”、“性体”，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本体和道德的主体。所谓“体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是为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他认为，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出、生化出整个人文世界。他高扬了仁心本体刚健、创生的特质，实际上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又主张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基。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影响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熊十力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形上基础而加以发挥、扩展、深化、扬弃的。学界把他们师徒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
综观熊十力哲学，大致经历了由融儒入佛到儒佛同参，再到融佛入儒、归宗儒学的演进历程。其一生为学，融贯中西，平章华梵，摒弃陈说，绝少依傍。其“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构思奇巧，富有创发，独具特色。他是新儒学发展历程中，继梁漱溟之后，极具开创性的一代大师。其哲学思想虽有不少局限，但他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诸如人的终极关切、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困惑和疏离等，仍是人类现在乃至以后所面临而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他凭着对生命存在的独特体验，所作出的对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价值自觉、文化自觉的阐扬，又为世人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正因为如此，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才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注意和重视。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蒙古族。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研究、借鉴的经验。
梁氏原是元朝宗室梁王贴木儿的后裔，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
1917-1924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1925年任山东省立六中（今菏泽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梁漱溟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校长，他将广雅精神提炼为“务本求实”四个字，并成为延续至今的校训。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1939年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次年赴香港办“民盟”刊物《光明报》并出任社长。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50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1955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著作。八十年代后期，以九十多岁高龄仍然著文、演讲，继续宣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梁漱溟先生与山东邹平有着不解之缘，在遗嘱中表示把自己的骨灰安放于邹平，现梁漱溟纪念馆坐落于邹平一中图书实验楼。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其学术思想自定位为：“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朝话》），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其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今编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他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以上三位之所以能被后人尊称为“三圣”，我想除了他们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高风亮节与道德操守吧。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坚决地固守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本位，自觉地延续着儒学传统并发扬光大。抗战爆发以后，面对民族危亡、礼崩乐坏的局面，新儒家三圣心怀忧愤地走出书斋、走出心斋，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教育，试图以教育作为复兴儒家文化、挽救道德人心的最后的搏击；他们立书院、传经典，在暗夜里点亮传统的明灯，将一腔真情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续绝上。他们在文化上是传统的坚决捍卫者，但他们在政治上又是激进的民主主义斗士。熊十力曾直接参与了辛亥革命，梁漱溟亲自主持实践乡村建设，他们身体力行为祖国的自由民主复兴而奋斗。在生命的后期，他们不为强势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左右，不为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所撼动，不附和权势，不阿世取容，不降志辱身，不揭发他人，亦不自秽自诬，顽强地守住自我人格的尊严，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道德榜样。王康说，在这点上，这三位先生们的道德，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学问。
三位先生同被推崇为现代新儒家“三圣”，其实三人性格不同，生平遭遇不同，学术思想也不尽相同。陈星《隐士儒宗马一浮》引徐复观评价说：“熊先生规模宏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在个人性格上，“马先生含蓄温存，宅心固厚；熊先生抉发痛快，动辄骂人；梁先生既是骆驼又是狮子，平时诚恕，关键时能作狮子之吼”（P28）。在学术上，马一浮融汇中西，读书最多，所得于心极为深沉，但是偏于隐逸，述而不作；熊十力思维勇猛精进，著作甚多，极为自信，而学养陶铸涵泳稍逊；梁漱溟既有坚贞之定力，又能切实实践，敢于担当社会责任，人格意志坚强，然而当沧海横流之际，“名士少有全者”。大抵三位先生皆有心贯通中西学术，所得所失当然可以讨论，然而他们道德人格之坚守，实在值得后来人的崇敬与景仰。誉为“三圣”，并不为过。
马一浮、熊十力在文革最为混乱的日子里先后去世。文革开始时，马一浮作为“封建遗老”、“牛鬼蛇神”受到冲击，他的书画被当着他的面烧掉，他被限期搬出原来居住的“蒋庄”，从此“终日足不出户，过着蛰居的生活”。精神与疾病的双重折磨，终于将他推向死亡之路，1967年6月马一浮在杭州去世。比较之下，熊十力的心境更为凄凉与悲苦，他作有一幅对联：“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意思说：老来的心情有如掉到雪窖中里里外外都寒透了，只有明朝亡国之后的王夫之（号船山、姜斋）可以与自己的心情相仿佛了。据李渊庭《梁漱溟先生年谱》记载：文革初期，熊先生被抄家、批斗、罚跪，他于是拒绝领取工资以示抗议，又“因不堪忍受侮辱，绝食，每日只饮点水，两个月后死于肺炎”。又据网上文章说：熊先生最后神经错乱，他的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一代哲人，就这样凄惨地辞世。三个人中，梁漱溟的晚年还算稍好一点。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但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初，梁漱溟又被当选为政协常委，得以继续著书立说。1988年6月23日，95岁高龄的梁先生坦然告别人世。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中，除了以上三位，著名的还有张君劢（1887—1968）、冯友兰（1895—1990）、钱穆（1895—1990）、梅光迪（1890—1945）、吴宓(1894—1978)、贺麟(1902—1992)等人，有的学者把梁启超（1873—1929）也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人物。对于他们，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侧重。其中，尤以冯友兰先生最为突出。从1939年起，他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事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这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冯先生将这些著作总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或“贞元六书”，表示其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的坚定信念。关于著此六书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确的表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水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这充分展现了他的宏大抱负和深切愿望。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冯友兰抛弃了他早年所开创的新理学道路，使之成为了一代绝响。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相当成熟的文化派别，现代新儒家脱胎于五四前后鼓荡于思想学术界的东方文化思潮。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场空前的人类灾难引起了世界性的深刻反省。由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肇始直到胡适“全盘西化”趋于极端的照搬西方近代化道路的文化主张，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和否定。1919年前后，政治上不得志的梁启超赴欧洲游历。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和战后的衰败残破改变了梁启超对西方文明的美好印象，他的中西文化观也发生了根本转折，不再鼓吹“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是坚信跟着孔、老、墨“三位大圣”的“理想与实用一致”之路向前走，“不知有多少境界可以辟得出来哩”！他希望“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来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梁启超的这种认识实际上也道出了东方文化思潮的纲领，其大致规划出的文化方向，也被随后崛起的现代新儒家付诸实践。
现代新儒家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1921年至1949年，代表哲学家为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钱穆；1950年至1979年为第二代，代表哲学家为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第三代是1980年至今，代表哲学家有成中英、刘述先、杜维明、余英时等。
1949年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学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此后，马克思主义统领一切战线，儒学在中国大陆基本销声匿迹，几位宗师逐渐失去了发展学术教育的自由空间，更谈不上复兴儒学了。随着他们的先后去世，他们所开创的事业在大陆也后继无人，成为空白。这不能不说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最大的损失。
值得一点欣慰的是，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在港、台东山再起。1958年，香港《民主评论》上发表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人联合署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洋洋四万言，全面论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长存依据、诠释方法以及它与世界文化发展的关系等，强调“心性之学”为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第二代新儒家与第一代新儒家具有直接的师承关系，在很多方面都继承了他们前辈的精神传统。所不同的是，他们的文化失落感更强烈，危机感更紧迫，重振儒家文化传统的呼唤也更为悲怆动人。不可否认，他们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对儒家传统及其流变的分析更为精深细密。
第三代新儒家在80年代的崛起，恐怕不仅是由于师承相传的自然年龄的换代或接棒的需要，而且也是时代给予的发展机缘所造成的。一是当今的世界正处在一个由现代化向现代以后转形的时期，西方文明的偏失和局限似乎为中国儒家传统的重估和再生提供了机会。二是中国面临着更加迫切的现代化问题，100多年来中国现代化的屡次挫败，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和回到现代化的模式、道路问题的讨论上来，而且“东亚四小龙”近20年的发展也提供了一种参照，使“儒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在今天有了更加广泛的市场。第三代新儒家学者正是抓住了这些机缘，使自己的理论具有某些不同于前辈人的特点，也具有更加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性。但是，他们的问题首先还是在于所立之“本”（儒家传统）能否摆脱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限制而具有永恒、超越的价值，这是它能否“开新”的关键。
第三代新儒家进一步提出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试图对传统与现代化、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新经济时代)的社会问题提出新的观点。
第三代新儒家学者的组成情况比较复杂，所处环境亦不同，他们之间有这样那样的思想差异是不奇怪的。但一般说来，作为新时代下的儒家传人，他们都坚信儒学本身还有生命力，能够对付西方文化的挑战，在现代社会获得新的创造性的发展。在“返本开新”的口号下，他们强调从儒家精神的本根处（即树立道德主体）是能够开出现代民主和科学来的。
第三代新儒家的知名代表人物多在海外，而它的大本营却是在港台。在港台，由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所决定的文化环境和意识形态，居于主流地位的显然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商业精神等价值观念，使新儒家的处境相当为难，就是在学术界的影响也非常有限。在海外的一些新儒家学者，所处地位相对地自由，思想视野也要宽阔一些。他们能够正视“儒门淡薄”、儒学在今天已经成为“游魂”的事实，看到重振儒学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而必须经过几百年的艰苦努力，更长远地着眼于未来的后现代化社会。他们对儒学的提倡也不只限于少数师友渍润的狭小圈子，而是广泛地造舆论，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主张现代儒家学者要同各种人对话，特别是要同当今世界上第一流的思想家对话，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作出有创见性的回应。对于扩大现代新儒学的世界影响来说，他们的贡献可能要更大一些。
港台新儒家将儒家思想传播于海外，同时也反哺了祖国大陆。几十年儒学传统的中断，并未使中国人忘记自己的精神源泉。当第三代新儒家延续了儒学火种后，当大陆的社会氛围得以缓和后，这一火种得到迅速的蔓延。“以甲申（2004）年7月贵阳阳明精舍儒学会讲（或谓“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为标志，它已进入了以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了整个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第四个阶段。”（《方克立先生致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信》2005.9.1）对于第四代新儒学，目前的评论众说纷纭。“然而大陆新儒学作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毕竟还有其不同于港台新儒学的特点，从目前的表现来看，它至少有两点“新发展”：其一是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其二是从“复兴儒学”走向“复兴儒教”。二者都表现为从精神学理层面向实践操作层面、从个人修养领域向公共生活领域的大力推进，力图积极实现儒学转化政治、转化现实社会的功能。”（同上）
最后我想说，儒学复兴的关键在于大陆，这是儒学的土壤根基之所在。1949年以后，特殊的时代环境迫使儒学传统中断。30年后，祖国大陆改革开放，1980年代的文化热，使肇始于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之争又旧话重提，大有欣欣向荣之势。进入90年代及21世纪，国内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与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幻，使传统儒学问题也在更为曲折的道路上前进。我们不能说新儒家的思想学说可以解决当前中国与未来世界的一切问题，但在一个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中新儒家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元，作为一支健康的力量而存在。它已经滋养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或许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抛弃它，它永远是我们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当然，我们也不是复古，我们接受作为当代社会文明构成的政治（关于国体与政体）学说、法律思想、科学知识、人权观念等等，但我们也不能失去自己的文化信仰。展望未来，传统儒学能否复兴，何时复兴，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发生作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些，大概还要取决于时代环境与社会政治发展的机缘吧。 |
发表于 2014-8-5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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