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东汉《春秋》三传传授方式各异，《公羊传》的颜、严二家通过博士官学、家族私授和独立研修等方式；《左传》通过家族私授、独立研习；《穀梁传》则无专家之学，传业讲习者少。为争取统治者的重用，《春秋》三传间爆发了光武帝云台《左传》立博士之争、汉章帝白虎观会议经今古文学之争、汉灵帝何休与郑玄《春秋》三传长短之争。因此，东汉《春秋》学体现出《春秋》三传的兴衰与官方的重视相联系、《春秋》学受时代学术影响而谶纬化明显、《春秋》学章句逐渐趋于简省、《春秋》学对后世影响大等四个特点。
关键词：东汉；《春秋》学；三传；传授；特点
《春秋》学在西汉受到重视，《公羊传》、《穀梁传》以博士官学，《左传》以在野私学，均得到讲习传授，形成不同的家派师法。西汉末的农民战争使统治土崩瓦解，经学体系受到破坏。东汉初，光武、明、章诸帝对经学极为重视，使中断的经学学统又重新恢复起来。东汉时期的《春秋》学传授情况如何，有何特点？学术界对东汉今古文经学、何休《公羊》学、《穀梁》学传授等问题有所研讨，但不够全面深入。笔者将从多维角度对东汉的《春秋》学进行探析。
一、东汉《春秋》学的传授
（一）《公羊》学的传授
东汉光武帝恢复设立十四博士，《春秋》学只有《公羊传》的严、颜二博士得到朝廷的重视，取得官学地位。
1．《严氏公羊传》传授
（1）博士传授
丁恭习《公羊严氏春秋》，“学义精明”。光武帝初，为博士，“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当世称大儒。”[1]历官谏议大夫、少府，封关内侯。著名弟子有太常楼望、侍中承宫、长水校尉樊鯈、左中郎将钟兴、程曾。楼望在光武、明、章帝时期，历官侍中、大司农、太常至左中郎将，曾入讲省内，“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年八十，（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卒于官，门生会葬者数千人，儒家以为荣。”[2]
樊鯈在《公羊严氏春秋》传授中突出的有三点：一是审理汉明帝之弟广陵王刘荆狱。樊鯈奏请刘荆有罪当诛，汉明帝加以阻止。樊鯈引《公羊传》“君亲无将，将而诛焉”大义为说，樊鯈以此知名当世。二是删定《公羊严氏春秋》，建立自己的师法。三是“教授门徒前后三千余人”，知名者有会稽太守张霸，以及颍川李脩、九江夏勤，“皆为三公”[3]。张霸从樊鯈“受《严氏公羊春秋》，遂博览《五经》。诸生孙林、刘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学焉”[4]，建立了学术传习群体。张霸也改造《严氏公羊春秋》，形成自己的特点。
（2）家族传授
张霸传其子张楷，“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徒常百人。宾客慕之，自父党夙儒，偕造门焉，车马填街，徒从无所止，黄门及贵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过客往来之利。楷疾其如此，辄徙避之”[5]，形成了较大学术影响。甄宇，习《严氏春秋》，教授常数百人。传业子甄普，甄普传子甄承，“子孙传学不绝。”[6] 孔宙，少习家训，“治《严氏春秋》”[7]。冯緄，少耽学问，习父业，“治《春秋》严、《韩诗》仓氏”[8]。
（3）不明学缘的独立研习者
周泽，“少习《公羊严氏春秋》，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9]李章习《严氏春秋》，“经明教授，历州郡吏。”[10]祝睦，“修《韩诗》、《严氏春秋》”[11]，樊敏，总角好学，“治《春秋》严氏。”[12]严訢，“治《严氏春秋》冯氏章句。”[13]
2．《颜氏公羊传》传授
郅恽，“理《颜氏春秋》。”[14]张玄，“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严氏、冥氏）。……及有难者，辄为张数家之说，令择从所安。诸儒皆服其多通，著录千余人。”[15]《颜氏春秋》博士缺，试策第一，拜为博士。后诸生告发张玄兼说诸家《公羊》学，不宜专任《颜氏春秋》博士，被免职而亡。鲁峻，“治《鲁诗》，通《颜氏春秋》。”[16]可见，《颜氏春秋》学体现出学缘不明的特点。
《公羊》学除了以上严、颜二家官学传习外，学者中还有家法不明的有三人：郑兴，“少学《公羊春秋》”[17]。李育，“少习《公羊春秋》”[18]。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意。”[19]
（二）《左传》学的传授
1．家族传授
孔奇，“博通经典，作《春秋左氏删》。”儿子孔嘉，“作《左氏说》。”[20]
郑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新莽天凤中，率门人从刘歆讲明大义，刘歆使其撰写《左传》条例、章句、传诂。“世言《左氏》者多祖于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儿子郑众12岁从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难记条例》。其后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21]
陈钦，“习《左氏春秋》，事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王莽从钦受《左氏》学。”陈元少传父陈钦之业，为《左传》作训诂。[22]陈元传马严，据《东观汉纪》载：“从司徒陈元受之。”
贾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贾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穀梁》之说。《后汉书》卷36《贾逵传》说：“尤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但据《隋书·经籍志》载，贾逵的《春秋》学著作更多，有：《春秋左氏长经》20卷（原注：贾逵章句）；《春秋左氏解诂》30卷；《春秋训释》1卷；《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列》1卷；《春秋三家经本训诂》12卷。可见，贾逵是东汉时期《春秋》学名家。
2．家法不明的独立研习者
冯异，“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23]马严，“能通《春秋左氏》。”[24]延笃，“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25]尹敏，“兼善《左氏春秋》。”[26]
服虔，少入太学，作《左氏春秋传解》，又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27]贾逵的《左氏春秋传解》在《隋书·经籍志》作《春秋左氏传解谊》，还著录服虔的《春秋左氏膏肓释痾》10卷、《春秋成长说》9卷、《春秋塞难》3卷，说明服虔也是东汉研究《春秋》学的名家。
颍容，博学多通，喜好《左传》，“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28]谢该，“善明《春秋左氏》，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建安中，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29]
(三)《穀梁》学的传授
东汉建立以后，《穀梁传》不立博士。汉章帝时，虽选拔学者修习《穀梁传》，选举学有所成者为郎，但不为《穀梁传》立学官，因此《穀梁传》一直处于私学不兴的地位。见于史载的《穀梁传》学者稀少，仅尹敏“兼善《穀梁》”，贾逵“兼通五家《穀梁》之说”[30]，均非专门名家。有关东汉《穀梁传》的传授情况，笔者有专文发表可参看。[31]
二、东汉《春秋》三传学之间的三次争论
1.光武帝云台《左传》立博士之争
光武帝建武四年（28年），尚书令韩歆上疏为《左传》、《费氏易》立博士，下诏公卿、大夫、博士在云台争议。《梁丘易》博士范升指出：“《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32]列出《左传》失误十四事以及“不可录”三十一事。
《左传》学者陈元针锋相对，上疏认为：其一，左丘明“亲受孔子，而《公羊》《穀梁》传闻于后世”；其二，范升所言，“皆断截小文，媟黩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纤微，指为大尤。抉瑕擿衅，掩其弘美，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其三，“建立《左氏》，解释先圣之积结，淘汰学者之累惑，使基业垂于万世，后进无复狐疑，则天下幸甚。”
范升与陈元反复辩论十几次之后，光武帝下诏立《左传》博士。太常选博士四人，陈元名列第一。光武帝因陈元为这次争立博士的主角，为避嫌，就以司隶从事李封为博士。但是，各方学者仍围绕《左传》博士之立进行争议，《后汉书》卷36《陈元传》称：“于是诸儒以《左氏》之立，议论讙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恰逢此时李封病逝，《左传》最后没有立成博士。
2.汉章帝白虎观会议经今古文学之争
东汉初设立十四博士，随着时间的发展，经学学派分化愈演愈烈、经说日趋歧异，使学者无所适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需要再次统一。汉章帝时，在校书郎杨终的建议下，建初四年（79）召开白虎观会议。广平王刘羡与诸儒丁鸿、楼望、成封、桓郁、贾逵、鲁恭、魏应、刘羡、李育、淳于恭、杨终、班固等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论定《五经》同异于北宫白虎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主承制问难，侍中淳于恭奏上，帝亲称制临决。”[33]
这次会议的论辨情况，《后汉书》卷36《贾逵传》有较详实的记录。贾逵认为《左传》大义有优于《公》《穀》二传之处。归纳《左传》的特点有二：其一，“《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并反复强调“《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惩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其二，《左传》以图谶“明刘氏为尧后”，《左传》有明文，“《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论证汉朝建立得统之正。
贾逵还指出重视《左传》的理由：其一，《春秋》三传不同，为了保存先王之道，故“先帝博观异家，各有所采”；其二，《左传》对《春秋》“其所发明，补益实多”，要求汉章帝“复留意废学，以广圣见，庶几无所遗失矣。”贾逵论说虽得到汉章帝的赞同，但《公羊》学者李育在白虎观会议上以《公羊》义辩难贾逵。这次会议持续一个月，对许多问题有了标准解答，统一了五经经义，由班固编写成《白虎通义》，凡涉及《春秋》之处，大多采用《公羊传》之义，间采《穀梁》之说，绝不用《左传》之义，说《公羊》学说仍是《春秋》学的主流，《左传》学在东汉中期的影响尚微。
3.汉灵帝何休、郑玄《春秋》三传长短之争
何休（129－182）字卲公，任城樊人。《后汉书》卷79下载，何休习公羊学，“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左传》、《穀梁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同时学者郑玄师事第五元先，始通《公羊春秋》等，又从山东张恭祖受《左氏春秋》，对何休的著作针锋相对，“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何休见而叹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34]指责《公羊传》的失误，以此动摇人们对《公羊传》的信仰，维护《左传》《穀梁传》的经说。两人的论战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影响，晋人王嘉《拾遗记》卷6记载说“京城谓康成为‘经神’，何休为‘学海’。”两人争论的后果，因郑玄回答何休义据通深，古文经学于是更为学理显明，提高了《左传》的地位，此后学者言《春秋》学，大多以《左传》为宗主。
三、东汉《春秋》学的特点
1．《春秋》三传的兴衰与能否得到官方的重视有密切关系
《公羊》学在光武帝时设立严、颜二博士，由于长期处于官学地位，得到朝廷的重视，以太学为基地，形成大师辈出、生徒众多的局面。《左传》学得到汉明帝、汉章帝等重视，“肃宗（汉章帝）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35]特别是《左传》就在光武帝的强力支持下短暂设立为博士，登上了官学的地位。与《公羊传》《左传》都得到官方重视而发展兴盛相比，《穀梁传》博士不设，故无官学地位而缺乏经师和生徒，走向衰落，处于“失语”（Silent）状态。因此，《穀梁传》属于在野私学而为人所轻，以致成“微学”而屡屡被统治者视为保护的对象。汉安帝二年（123年）正月，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穀梁春秋》，各一人。汉灵帝光和三年（180年）六月，诏公卿举能通《古文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几无应征者，正是《穀梁》学门前冷清的真实体现。
2．《春秋》学受时代学术影响而谶纬化明显
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及显宗（汉明帝）、肃宗（汉章帝）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訞言。”[36]说明谶纬在东汉时代掌握了学术的“话语霸权”（Language hegemony）。
《后汉书》卷36《贾逵传》认为《穀梁传》学者“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本文前面所叙述的樊鯈在汉明帝永平元年，与公卿杂定郊祠礼仪，“以谶记正《五经》异说”，显然有关《春秋》三传异同之处亦有所辨析。魏朗，“从博士郤仲信学《春秋图纬》。”[37]荀爽著《春秋条例》，又作《公羊问》及《辨谶》。[38]贾逵“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李育“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所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39]
《后汉书》卷82上《樊英传》“善风角、星筭，《河》《洛》七纬，推步灾异。”注“七纬”《春秋》类：“《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也。”这些《春秋》学的纬书分为四类：一是说星相、灾异；二是对《春秋》的解释发挥；三是谶语；四是神话等，大量充斥阴阳五行、占星数术、神怪妖异的内容，虽然有解释《春秋》的作用，但论述的重点是对《春秋》的主旨作神学化的歪曲。
3．《春秋》学章句逐渐趋于简省
西汉时期，刘歆批评今文经学经师“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40]班固在《汉书》卷30《艺文志·赞》也指责西汉今文经学家“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后能言。”另外，桓谭在《新论》中也谈到汉代学者秦近君解析《尚书》，“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41]，充分反映了西汉经学章句繁琐的弊端，从东汉开始，学者开始对经学进行简化。
光武帝诏令钟兴“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以授皇太子。”[42]樊鯈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侯学”。张霸“以樊鯈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后汉书》卷48《杨终传》记载，杨终通《春秋》，“著《春秋外传》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万言。”我们在前面谈到严訢研治《严氏春秋》冯氏章句，唐代杜佑《通典》引《公羊说》“昔受训云冯君八万章句”[43]，显然“冯氏章句”比《严氏春秋》“樊侯学”“张氏学”更为简省。虽然《公羊严氏春秋》出现了家派师法的分化，但与西汉时期《公羊传》有“颜、严之学”，颜家有“泠（丰）、任（公）之学”“管（路）、冥（都）之学”，以及《穀梁传》有“尹（更始）、胡（常）、申章（昌）、房（凤）氏之学”[44]相比，东汉时期的《春秋》三传学脉旁分的特点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孔奇，“博通经典，作《春秋左氏删》。”郑众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据笔者考察，关于东汉《五经》简化的活动中，伏黯通晓《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但“章句繁多”，其子伏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45]，这是除《春秋》学之外其他经学的唯一记载，说明东汉时期《春秋》学章句简化的特点是最突出的。
4．《春秋》学对后世影响大
西汉《春秋》学，仅董仲舒《春秋繁露》有较完整的文本传世而产生重要影响。但东汉时期的《春秋》学，《左传》《公羊传》均有高水平的注本。其中，《左传》以贾逵和服虔的注本最为有名。贾逵有《春秋左氏解诂》30卷，除对文辞的音韵训释外，还对人物、地理、典制等典章名物进行训解，而且还注重对《左传》经传的义理进行阐释发挥，在西汉刘歆对《左传》义理化基础上继续发展。由于贾逵对《左传》思想义理的偏重，从而体现出今文经学的特点，与旁通曲证、重视文献训解的古文经学不同，所以东汉马融评价贾逵的《左传》注“精而不博”[46]。服虔作《春秋左氏传解》31卷，其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有字词、天文、地理、人物、职官、祭祀、卜筮、礼仪、器物和古史、方言等等，均有训释。贾逵、服虔《左传》注产生后，《隋书·经籍志》说：“诸儒传《左氏》者甚众……其后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并行于世。”特别是服虔注与西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在南北朝时期南北分庭抗礼，各有尊崇。据《隋书》卷75《儒林传序》载：“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11卷，强调以“义例”之法注解《公羊传》，专门著作《春秋文谥例》1卷，其中“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义”是其解说《公羊传》的总纲。他在《春秋公羊解诂》中继承前人以“通三统”“大一统”“夷狄进至于爵”“德治”以及“灾异谴告”等公羊学说，还将公羊家的“张三世”与“通三统”说加以整合和融会，又提出“衰乱－升平－太平”的社会进化发展模式。总之，何休通过《春秋公羊解诂》，将自己的公羊学的思想体系按照一定的逻辑完整地建立起来，使传统的公羊学理论得以系统化、哲理化，这是对公羊学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对后世影响很大，徐彦的《春秋公羊传注疏》就以此为注本，成为《公羊》学的正宗。
注释：
[1][2][6][9][15][18][19][26][27][28][29][39][42][45]《后汉书》卷79下《丁恭传》、《楼望传》、《甄宇传》、《周泽传》、《张玄传》、《李育传》、《何休传》、《尹敏传》、《服虔传》、《颍容传》、《谢该传》、《李育传》、《钟兴传》、《伏恭传》。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
[3][10][14][23][24][25][33][34][36][37][38][46]《后汉书》卷32《樊鯈传》、卷77《李章传》、卷29《郅恽传》、卷17《冯异传》、卷24《马严传》、卷64《延笃传》、卷27《丁鸿传》、卷35《郑玄传》、卷59《张衡传》、卷67《魏朗传》、卷62《荀爽传》、卷60下《马融传》。
[4][5][17][21][22][30][32][35]《后汉书》卷36《张霸传》、《张楷传》、《郑兴传》、《郑众传》、《陈元传》、《贾逵传》、《范升传》、《贾逵传》。
[7][8][11][12][16]洪适《隶释》卷7《泰山都尉孔宙碑》、《车骑将军冯緄碑》、《山阳太守祝睦后碑》、卷11《巴郡太守樊敏碑》、卷9《司隶校尉鲁峻碑》。中华书局1985年版。
[13]洪适《隶续》卷3《严訢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
[20]《后汉书》卷31《孔奇传》、《孔嘉传》。
[31]文廷海《学术与政治的内在互动：两汉春秋谷梁学的命运演替》，《求索》2004年11期。
[40][44]《汉书》卷44《刘歆传》、卷88《儒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41]王应麟《玉海》卷37。四库全书本。
[43]杜佑《通典》卷46。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 |
发表于 2014-8-5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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